我终于迎来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这是我今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啊！参加奥运会，夺取奥运金牌的奋斗目标，竟然苦苦等了12年之后,才终于得到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呀!

　　在我二十二年的体操生涯中，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这最后一次搏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那年夏天我还在瑞士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个对我来说“不幸”消息，由于1996年亚特兰大正逢百年奥运，组委会号召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派选手参加，没钱参赛者可由组委会资助，没有参加选拔赛而失去资格者视个人情况可以给予资格，于是我的头号对手裴吉珠在获得特许后，也将前往亚特兰大。

　　消息传来，那时我正和布鲁诺在体操馆里，我一屁股坐在海绵垫上，沉默了很长时间，本来我和他都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这样一来布鲁诺脸上也露出沮丧的神情，连说：“这太遗憾了，在波多黎哥的圣胡安市，裴吉珠在下马出现失误的情况下，裁判将高于我的比分给他，虽然这有失公正，如果他在亚特兰大不出现失误呢？我忽然站起来，继续投入训练。

　　对裴吉珠我并非全然怯怕，我甚至对他一直不太服气，他有他的优势，但我也有我的优势。

　　从以往观察来看，他的心理素质总不是十分稳定，这种情况是许多肩负着民族荣誉感，背负着为国争光重任的运动员所共有的。民族荣誉感既是动力，也往往会给运动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如若不成功，将如何回见江东父老，同样的问题也多次出现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如鲭江之战范斌的中途落马，不一定全在他年轻比赛经验不足。我呢，多年的孤军奋战使我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除了无颜面对自己，我没什么可顾虑的。

　　自1994布里斯本以来历次世界大赛中我都发挥正常，并且我的动作支撑、重心高,动作幅度大,韵律节奏好,整套动作流畅，有一气呵成之整体感，是体操界人士所共同称道的。

　　“看看吧。我一定要打败裴吉珠。”我这样对布鲁诺也对自己说。

　　其实，从我在瑞士，经过面壁五年，1994年第一次出“山”，并夺得···“布里斯本”世锦赛鞍马第三名之后，我就瞄上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这两年里，一路艰辛曲折，最后，靖江一战，我终于拿到了一张珍贵的进军奥运会的入场券—一张我整整想了12年的入场券。

　　为了这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我真是煞费苦心，做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要保证每周三次5小时，三次10小时的训练量，在中国，那是觉得很普通的，但我不行，在卢塞恩体操馆能够有这样的时间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使我已经有世界冠军，欧洲冠军的头衔，俱乐部的训练时间安排还是象以前一样丁是丁，卯是卯，该谁的训练时间还是谁的，而不会象国内一切为冠军铺路的那种待遇，我还是只能按步就序，有时找些空挡，有时陪着笑脸以求在其他学校上课的时间里挤出一小块“空地”。

　　为了能集中精力和心思，我甚至在晚上10点之后训练，这在中国体操队正是熄灯睡觉的时间。

　　面对空旷的体操馆，伴随着我的是音乐、摄像机和手机。

　　音乐——是我在苦思冥想或喘气调息时的知心好友。

　　摄像机——则成了我最佳指导，帮我指出每一个点点滴滴的不足。

　　手机——那是为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以用来叫“救命”的。

　　每当夜深人静，我打开体育馆的房门之后，总先要在一边的角落默默地坐一会儿，感觉一下这寂静的气氛。

　　我喜欢这种气氛，这么多年下来，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在中国根本算不上训练房的“地下仓库”。

　　在这里，没有歧视、凌辱、嘲讽，只有对我的敬慕，我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并可以高傲地向全瑞士证明：这里有最优秀的体操选手。

　　在这里，我找到了自我的价值，找到了生存的勇气和奋发向上的动力。

　　在这里，犹如我的避风港，每每我走进馆内，就象那刚经过生死搏斗之后的狮子，遍体鳞伤，满身是血，回到了自己的洞穴，舔吮自己的创口，喘息调养，然后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搏斗。

　　带着满腹的辛酸，怀着满腔的斗志，我和这陪伴了我多年的体操房溶入在一起……

　　每天练到很晚，回家后，一边吃晚饭，一边看录像，分析一天练习下来的效果，往往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

　　在瑞士这么多年的训练日子里，由于我一直在无专业化教练指导、缺少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逼着我在苦练的基础上怎样去“巧练”，怎样保护自己不受伤，因为在1994年3月未获得瑞士国籍前，我一旦再出现象国内任何一次的伤，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困苦磨练人，我的脑子逐渐开了窍，在瑞士这种情况下训练，不但没受伤，还练出了世界冠军。

　　空余时间，我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只有那些比赛的资料等等，我对我每个对手，他们将以哪些动作，哪种心态出现在赛场上，其中对主要对手，朝鲜的裴吉珠，罗马尼亚的乌兹卡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和调查。

　　我也对裁判的评分倾向作了专门的分析。体操比赛不同于田径，体操运动员称裁判为“裁判老爷”，主要因为他们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评分，除了“公正”两字，不免还带有他们各自的“好”“恶”偏心的一面。所以，我特意苦心准备了两套动作，其中一套是全新的难度动作，就是为了对付一些偏爱“难，新”的裁判。

　　最后，经过我周密的统计，估计奥运会出现在鞍马决赛的裁判将会是那些偏爱“飘、美”的一派占多数。

　　在1996年5月，广东电视台为拍摄中国体育明星在海外的生活和奋斗，来到瑞士拍摄我的专题片，他们跟了我三天，我给摄制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在怎样一种环境和条件下进行艰苦和孤寂的训练。

　　他们在这集50分钟的片子里，不惜用了近一半的镜头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幅我独自一人在搬、拖、升、降器械和安置练习场地，然后再进行自我训练的场面。

　　他们就边拍边看了这三天，而这时，我已算是名声在外，挂着欧洲冠军、世界冠军的头衔，并开始得到人们的敬慕和赞赏之时。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不由感叹地对我说：“东华，你真是不容易”。

　　而我，却就是这样，度过了七年，整整七年这样的训练生涯啊！

　　在这七年里，我真正懂得了“训练”两字的涵意，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指身体素质和技术动作的练习，有比这更重要，更艰难的，

　　那就是——心理训练、意志和毅力的锤炼。

　　现在，我不只是为了“练”而练，“训练”已成为我去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支柱和坚强动力。

　　每次我拖着那疲惫不堪的躯体回到家里后，放上一天练习下来的动作技术录像，当我看到自己在某些环节有了突破时，我不禁为自己的进步欣喜若狂，所有的苦恼，劳累为之云消雾散。

　　这不单纯是在技术上突破了完美的极限，更关键的是我也在向人生的极限挑战，并去突破它的极限。

　　“境无至尽”。

　　极限之后又是无限……

　　突破！突破！我永远在突破……

　　亚特兰大奥运会终于来临了，我和布鲁诺提前一星期来到亚特兰大，因为我的关系，此时他已被瑞士体操队聘为奥林匹克队的教练。随后来到亚特兰大的还有我的朋友理疗医师贝亚特，内科医生狄迪，卢塞恩国家饭店经理克沙斐尔，也特意跟来为我助战，他们都是自费而来。不久晓莉也来到了亚特兰大，更增加了我夺冠的信心。

　　至于裴吉珠，果然就象我赛前仔细分析的那样，尽管他功底深厚，可以在鞍马上做一些高难动作，但他在规定动作的比赛中，表现不好，从而被淘汰在决赛之外。（后来，我们看了比赛录像，才吃惊的发现，他在规定的全套动作中竟多做了一个动作——多做了一个并腿全旋，而在场的六位裁判竟也没有扣他的分，可能比赛太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位世界鞍马高手，会在奥运会这样大的比赛中出现这样大的错误。即使没有扣他的动作错误分，他因整套动作完成不太好，所得分数也没能进入决赛。）

　　在接下来的自选动作比赛中，我和规定动作比赛一样，因瑞士队不成团队，我被分配在混合组参加上午第一场的比赛，从体操比赛打分的规律来看，上午第一场比赛打分是最吃亏的，最难比的。因为比赛次序越后，打分会越宽松。在晚上最后一场自选团体决赛中，因比赛气氛紧张激烈，观众情绪高昂，各团队会在每个项目中把此项最好的选手排在最后出场，在这样的铺垫下，裁判打分会越打越高。所以对没有团队的单兵散将们，想要争得单项决赛的8名位置，是非常困难的，是硬拼硬的战场。

　　在紧张的自选比赛预赛中，我和裴吉珠同场竞技，最后我以9.812的得分战胜了裴吉珠的9.775分。在规定和自选两场比赛中我的比分都超过了裴吉珠。

　　战胜了裴吉珠对于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几年的世界大赛中，我终于有机会和世界上最强的对手们交锋，并战胜了他们。

　　最强的对手被搬掉了，我非常兴奋，但我没有表现出来。长期的征战和无数的挫折，已使我养成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心态，况且后面还有罗马尼亚的乌兹卡、俄罗斯的“体操王子”尼莫夫和中国的黄华东等人，他们都具有夺冠的实力。我不能丝毫松懈。

　　预赛中，我经过了6个项目的两轮比赛，全部六项规定加自选都发挥了自我水平。

　　在鞍马单项上，我以预赛总成绩第三名进入决赛。

　　决赛的前一天我突然病倒了，因为亚特兰大的气候炎热，但在比赛馆及住房里，都开着很冷的空调，很多人来到奥运村后，都感冒发烧，并不断地传给其他人。现在轮到我的头上了，我也感冒发烧，鼻塞厉害，头昏脑胀，躺在床上，不断地流着清鼻涕，一夜怎么也睡不着，想到第二天就要决赛了，我练了千百次的决赛动作老浮在我面前，翻来覆去就这么折腾了一宿……

　　到了第二天，房间里的大垃圾桶里禁装满了擦鼻涕的手巾纸。我的妻子、朋友及教练十分焦急，他们知道赛前任何的不适会影响正常发挥，晓莉此时也相信中国式的迷信，于是她打电话给我父母，将我的病状告诉他们，并让他们到文殊院烧香，母亲急坏了，声音都有些发颤连说“我儿真是多灾多难”并说她已经烧过香，表示她再去文殊院烧香祈祷。

　　出征前，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

　　今天晚上是奥运会的鞍马决赛，我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我达到我这一生当中最佳的竞技状态。虽然现在生病，身体不适，但现在要努力把握自己，把内气保持住，完全投入到比赛之中，完全进入我已经失败了，上天给予我第二次机会去做的这种情绪，你已经失败了一次，已经失败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已经到了最坏的境地了，没有什么负担了，现在我可以放开去做了。

　　比赛前三分钟，进入自我特定的录像播放法，该你上场了，你举起了手，示意比赛开始，你就想象你这时，在看一次你全套动作的电视录像，你按下录像机的开始按钮，看着电视大屏幕，这时出现了从你成千上万次练习当中的一套，平常的那一套动作……

　　7月28日晚上，我和我的教练及按摩医师等人，乘坐奥运村里的客车，来到了亚特兰大圆顶圣乔治体育馆，只见馆里坐满了三万五千名情绪高昂的观众。比赛场地里到处是来往的人们，有的扛着摄影机，有的拉着线、布置着实况转播的器材，有的追过来要采访……

　　赛前一小时，我的按摩医师特为我全身按摩，之后我就按照我写下的比赛安排进行准备活动和鞍马的练习。

　　有关比赛及赛前练习的时间及要做什么动作、要做多少、该使出多少力，以及什么时间去厕所等等，我都非常非常详细地写在纸上，并标出时间和有可能的时间变化，因为在比赛中事先安排的时间表，随时都有可能因外界因素而发生变化，如果心理没有准备，这些因为时间或其它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会给自己的情绪带来波动。在比赛中，全套动作不到一分钟，这短短的时间里凝聚了我二十多年的心血，这时能否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看赛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做彻底了，这就是心理训练和心理准备的一部份。

　　轮到鞍马的决赛了，我是第五个出场，参加鞍马决赛的八名选手按照比赛出场顺序排着队走向了鞍马的决赛高台，这时，一种上战场作战的气氛不由得散发出来。我内心突然冒出了：“我能挺过来吗？我能……?”

　　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的我，此时忘记了昨夜我整宿因发烧、咳嗽、流鼻涕而几乎没有合眼睡觉。

　　四分钟的赛前练习展开了,每个人能够有三十秒的时间练习,我做了重点的连接动作,完成不错,下法时我挺身亮相,感觉身体特轻飘,这是好兆头,“但要控制、收敛自己的用力,要整体运用自己的精力”，我这样告诫自己。

　　比赛开始进行，我走向自己的座位，开始了等待，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选手范斌，他出场了，我也开始了自我的最后赛前准备。此时，各种紧张不安的巨大压力时时钻入身体之中，圣乔治体育馆里超过三万多情绪高昂的观众，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叫声，但是，我却时时能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第二位选手法国的卡西马尔准备上场了，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走到赛场一角，用我的运动裤和毛巾铺在地上，我趴在地上，闭上眼睛，我慢慢的按照自己的心理准备而进入了比赛的环境之中。我调整自己的的呼吸，集中自己的精力，再次在头脑中预想自己的全套动作以及整个比赛中的具体细节。

　　第二位选手下法落地，我抬起了头看了一眼，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能成功吗？”心中突然跳出这样的自问。我立即转过头，闭上眼，趴在地上，努力使自己进入我已经失败了，上天给予我第二次机会去做的这种情绪，我已经失败了一次，已经失败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已经到了最坏的境地了，没有什么负担了，现在我可以放开去做了。

　　第三位选手俄罗斯的体操王子尼莫夫要准备出场了，我做了一次深呼吸，从地上慢慢地站了起来，喝了几口矿泉水，然后在场地上站立着，头脑中默想着全套动作并用身体姿势顺着比划着……

　　我比划着我的动作，心里计算着我上场的时间，我看见第四位选手——我的头号对手，罗马尼亚的乌兹卡和他的教练交谈着，并用手掌互击，我知道仍然留着那两撇胡须的他要准备上场了，我们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他是1994年的世界冠军，而我是1995年的世界冠军，但他和我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曾几次发誓一定要在这次比赛上战胜我，现在已到了决一生死的时刻。

　　他上场了……

　　下一个出场的我，准备时间不多了，我把上衣和短袖脱掉，又喝了几口矿泉水，头脑中开始想着自我特定的录像播放法：“该你上场了，你举起了手，示意比赛开始，你就想象你这时，在看一次你全套动作的电视录像，你按下录像机的开始按钮，看着电视大屏幕，这时出现了从你成千上万次练习当中的一套动作，平常的那一套”我想着，想着……

　　耳边响起了观众的喝彩声，我虽然没有看乌兹卡的比赛，却熟知他要做的动作，单环转体360°……720°，……隔单环打滚360°……下马了，掌声和欢呼声又响起了。

　　这掌声说明他成功了。

　　我用毛巾擦了擦头上的汗水，整理了一下比赛服，慢慢地迈上了通向鞍马决赛高台的阶梯，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瞅了一眼台上的电子记分牌，“9.825”分，裁判竟给了他极高的得分。我的心里不由地一紧……

　　我走上了高台，台上的灯光突然刺了一下我的眼，我转身朝镁粉盒走去，用双手擦抹上了白色的镁粉，我努力使自己情绪平稳下来，我想着录像播放法，我调整自己的呼吸……

　　这时，裁判长举起了表示开始比赛的小绿旗，我向裁判长举起了我的右手，我走了两步，弯下腰整理了一下袜子和体操裤脚，这是比赛前最后完美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助我平稳心态，做到身心服装完美。我迈上了鞍马下面垫子的边角，刹时感到比赛馆里乱哄哄的杂吵声突然静了下来，感到一种“死静”气氛，似乎空气凝固了，我身子不禁一紧，我赶紧把头使劲摇晃了几下，心里大声地对自己说道：“东华，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这是你的第二次机会，放开做！”

　　我跳上鞍马的马端，开始了第一个动作，马头全旋转体270°……单环全旋转体360°再接两次单环接挺身270度，“好！第一个难关过去了，我自己鼓励自己。”纵向前移至另一端……“小心！下面的高难度连接注意节奏和韵律，好！完成得不错，下面是……”托马斯全旋移至环中，“调整呼吸！”两次正交叉，“准备下法”单环一次起倒立下。好！在空中倒立着的我内心叫了一声、接着稳稳地落地了。场内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我向观众鞠躬，招手致意，然后向晓莉所座的观众席方向献上了一个深情的飞吻。

　　我离开鞍马正与中国体操队主教练黄玉斌相遇，他伸出了右手紧握我的手，左手拍拍我的肩。他为黄华东的出场调整鞍马两环的距离。我刚走下赛台,布鲁诺迎上前来,举起右手与我猛击掌,祝贺我的这套高难而优美动作的成功

　　我迈步走着，我没有立即狂欢激动起来，我的情绪还在比赛之中，这是我赛前心理准备的整体——告戒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要到走下高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才能松懈下来。我这样完整的心理准备是基于在以前比赛中，全套动作快要做完了，心里高兴得太早，结果在下法落地时，却动了一小步。

　　我回到我的座位，我知道这一套动作成功了，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下,自己做出了成千上万套中最完美的一套动作。

　　我等待六位裁判打出分数，……

　　圣乔治体育馆似乎空无一人，只听见我的心跳砰砰有声。

　　我来回走动着，不时双手紧握拳头，上下抖动着，心想，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做到的。

　　看台上一群来自瑞士为我加油的人齐声喊道：“东华·李！东华·李！”

　　突然间，我对面的观众爆发出一阵呐喊，我这才回头面向记分牌，“9.875”分！裁判分别以三个9.9分和三个9.85分显示在记分牌上，这是目前最高的得分，我的教练布鲁诺立即跑过来和我拥抱。

　　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分吗？

　　很难了！“9.875”分，几乎接近完美，此分数是近几年世界大赛中最高得分了。我心里很清楚。

　　我可以起身观看比赛了。

　　此时我看到了晓莉站起来双手举得老高，然后双手捂住嘴，又举起手向我示意和微笑，我立即做了同样的动作向晓莉亲吻。之前，一大群记者和摄像机都围住我捕捉这难得的镜头。

　　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是金牌得主了。

　　不，还不能这样想。

　　因我在自己比赛前，完全投入到自我赛前心理和技术的准备之中，所以在我之前的运动员的比赛过程都是我后来从电视上看到的。

　　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选手范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星期日，他不仅抽得了一个最糟糕的出场次序，最后……当他的一套动作快要完成的时候，又发生了鲭江的悲剧，从鞍马上滑了下来，这可能是太急于下马所致。他沮丧地离开赛场，得了9.30分。

　　法国选手卡西马尔上场，这是一位皮肤黝黑的选手，他发挥正常，但在下马落地时，太紧张，动了一小步，得了9.762的高分。

　　接下来的俄罗斯选手尼莫夫，他是一位全能的运动员，在刚刚结束的自由体操决赛中夺得铜牌，他做了马头纵向前后移位，两次隔单环托马斯全旋打滚，正交叉起倒立下马，节奏均匀，整套动作完成得不错，得了9.787的高分，但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嘘声，认为打得紧了一点。

　　这时，第六位出场的是黄华东……动作完成了，但下马有些毛病，胳膊软了一下，得了9.712分

　　日本的田中光……9.712分

　　现在是最后一名选手了，法国的布沙尔德，我已多次战胜过他，我知道，我和他都正常发挥的情况下，我应再次战胜他，我已经做完了我能够做的，现在就看他的了……托马斯全旋，马头纵向后移位……环外全旋……单环全旋转体，哎呀，他手一滑失身落马。

　　“啊……”

　　一声尖锐的叫喊刺破低沉的叹息声，传进我的耳里，那是我妻子发出来的。瑞士电视台及时地捕捉住了这一精彩瞬间，布沙尔德的落马即暗示着我的胜利，于是她忘记了身怀六甲，情不自禁尖叫着跳起来，象个疯子一样，声音之大令全场为之测目，兴奋和激动使得她双手捧着肚子蹲在地上，她自知失态，急忙捂住嘴巴，将身体藏在座位下边。在旁的朋友狄迪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挥起拳头使劲地挥舞。

　　颁奖仪式开始：戴遮阳帽的漂亮小姐一前一后领着我们（冠、亚、季军）走向领奖台，广播里传出“获鞍马冠军的是瑞士选手李东华、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的乌兹卡，第三名是俄罗斯的尼莫夫。”当叫到“东华·李”时，我兴奋得举起右手，全场暴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我举起双手向观众致意，并走上了我梦寐以求的领奖台中央的最高台阶。此时掌声、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圣乔治体育馆，我挥动着双手向观众致意，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席将金牌挂到我脖子上，并热烈紧握我的双手向我祝贺。一位礼仪小姐走上前将鲜花献给我,我激动地把金牌吻了又吻，在手心里在握了又握。我右手托起金牌，面向观众，左手高举向阳花束向观众致意。瑞士记者和晓莉摄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以后我用它所印成的名信片签名送给我的成千上万的崇拜者，瑞士的一些报刊杂志也刊登了这些照片。

　　我站在日夜梦寐以求的亚特兰大圣乔治体育馆奥运会体操鞍马的冠军领奖台上，我不自禁的长长吐了一口气，思绪万千，自语到：“东华，今天能站在这里，真是太不容易了”。此时在我的脑际中翻滚着20多年体操生涯的艰苦历程，我闭上眼睛，想着我太太肚里怀着将要出世的孩子，想起了中国，想起了瑞士，想起了许多人和事，多少的辛酸、兴奋与激动融合在一起，顿时热泪盈眶……

　　我走下领奖台，布鲁诺和一群记者簇拥着我向场边走去，晓莉得到组委会及保安人员特许，从观众席上跑下来和我拥抱，我则以金牌亲吻她的脸、嘴以及她那已经出怀的身孕。

　　瑞士电视台记者赶紧抓住这一机会，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这时，我兴奋地把我和晓莉之间的秘密向大家宣布：“我和我太太快要有小孩了！我很高兴能为我的太太和孩子赢得这枚金牌，我们一直期望着小孩的诞生，她己有五个月的身孕了。我非常感谢许多人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了二十二年的体操生涯，最后夺取了这枚奥运金牌，的确不容易。”

　　我和晓莉走进运动员休息场地，我立即拿出手机拨通了中国的父母的电话，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父母，他们说：“我们一直在电视机前，刚看到你比赛及领奖的情景，东华，我们全家老少、亲戚朋友都在这呢，突然，电话筒似乎被谁抢了过去，不一会儿，传来了幺爸他那因激动而显得语无伦次的颤音：“东华，你真行！你真是我们李家的好种子唉！”

　　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上前握着我的手，并翘起大拇指道：“祝贺你东华，这么大的压力你顶住了，完全发挥了你的水平，这说明你战胜了自己。”黄华东也上前来和我拥抱表示祝贺。

　　我和晓莉走到场地一角，我用手抚摩着她那已怀孕五个月的肚子，望着她的眼睛，我的泪水突然涌了出来，晓莉怎么也劝不住我，干脆和我一道哭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