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回卢塞恩体操俱乐部的训练馆。这时，体操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体操了，它凝聚了太多的东西，我想通过它求得的也不仅仅是世界冠军了。

　　这是一个从内到外都极为孤独的时期。

　　在外世界的连连碰壁的境遇导致了我内心的孤独，而内心的孤独又使我讨厌与外界来往，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要在孤独中铸练出一个“傲”字，经此来与外界对抗，并战胜它们。从1992年夏一直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冷清的体育馆经常就我一个人，没有教练和队友，俱乐部的教练布鲁诺要上班工作，只有在晚上才来俱乐部，其他体操运动员都是业余的，也象布鲁诺一样，晚上才能来。

　　我除了晚上在场小人多，乱轰轰的条件下训练外。更多的则是喜欢利用白天场地时间安排的空隙或晚上其他队员训练完毕后，进行个人训练。这时，每当我走进“地下室”时，面对着我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连鞍马、跳马、单杠、双杠之类的器械都没有一件，只有几扇窗户泛着清冷的光亮……

　　我是我自己的教练，也没有队友的陪练，那些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就是我的队友，每天我走进体育馆，空荡荡训练馆寂静无声，任何一点声响必然是我自己发出来的或造成的，我在这里自言自语，不由咒骂起命运的捉弄。然后我开始履行在中国体操队时，管理器材和场地维护人员应履行的义务，我按动电钮，将可升降的自由体操垫放下，铺垫子，反复几次才能完成，然后从仓库里将鞍马、跳马、双杠等体操器械拖出，再安装妥当，此时我浑身都冒汗了，尔后从仓库里将厚垫子拖出，铺在器械旁，又打开一大卷暗红色地毯铺在长长的跳马跑道上……这一套工作下来需花费三十分钟左右。此时，人已是满头大汗，还没有开始训练，人已先累了，只感到腰酸腿疼，我不由得叹道：“唉，唉……没办法，不搬这些器械，就练不成啊”。

　　这么冷清的训练馆，除了我就是器械，除了器械就是我。音乐成了我训练的唯一朋友，我打开音响，放上碟子，按动放音键，用音乐的旋律来驱散孤寂冷清。我听轻松音乐，如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以维也纳森林的鸟鸣和多瑙河两岸的清风来抚慰我受伤的肉体和心灵，这有一种逃避什么的意味，于是我又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在悲伤激越的轰鸣中塑造出一个苦难英雄的形象。

　　过一会儿后，我放上曾获得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洛奇》的音乐，我感觉自己仿佛就象影片中的主人公，拳击手“洛奇”一样，在穷途潦倒的生活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自强不息，朝着世界冠军的梦想冲击，即使那梦想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全力以赴。我听着音乐，同时也出现了“洛奇”的扮演者“西尔威斯特·史泰龙”的奋斗经历,这位曾一无所有的小演员,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终于在好莱坞成为一位名演员。

　　在音乐的陪伴下，我开始活动四肢、小步慢跑，拉韧带，在吊绳上双手紧抓绳子往上爬，锻炼臂力。准备活动半小时后，便开始了训练。先进行力量训练，在单杠做引体向上，在吊环上做十字压上，在双杠上做分腿提倒立及水平起和推倒立等。

　　我一个人在冷清空荡荡的训练馆里训练，体操训练很危险，由其是一无教练、二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训练更容易受伤。

　　在中国体操队，训练场地又宽又大、各种训练器械大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且还有专人管理和搬运及维修，更不用运动员动手。训练时，有第一流的教练和保护措施，有众多的队友共同训练。此时，我才深深地感觉到在中国做一名运动员实在是幸运的。

　　体育运动，这个代表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事业，在中国是很投资的。尤其是专业队，象国家队的运动员，都是国家用金子堆出来的。同时各省市都设有专业队，有各种运动的场馆，常年组织开展各种比赛。出此之外，还设有业余体校，体校里设各种班，班里都有专职老师，这是培养运动苗子的地方，一般地，五、六岁的少数苗子就着手培养。国家不仅花巨资兴建大中型体育场所、训练场馆和购置运动器械，同时，对运动员的学业以及衣、食、住、行、生病受伤，到训练比赛的所有消费和保障，全部承担下来了。运动员可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投入训练，去参加比赛。

　　中国运动员和其它国家的运动员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我到了瑞士后才认识到的。

　　而我在这里，与中国体操训练馆的条件相比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在卢塞恩这样的训练环境里，我也非常耽心受伤，我再也经受不起以前那三次重伤啊！有时候我太太来陪我作我的教练和保镖，可她要工作挣钱，来训练馆的时间就非常有限。

　　我训练着，我先练了一阵自由体操，琢磨修改某个动作……接着，我一次接一次地练跳马……然后，在吊环上做成套动作……当我在单杠上做向前大回环直体前空翻抓杠这个难度动作时，我加快向前大回环的速度，然后脱手，直体前空翻一周，准备抓杠，刹那间，我感觉离单杠太近，只觉单杠从我的鼻子尖擦过，还来不及反应，身体已悬空落下，我想站起身却感到左膝盖一阵巨痛，我受伤了，我试了试，还是不能站起来行动，便索性躺在垫子上缓一缓。躺了一会儿还是不行，这时候，我多么盼望有人出现在训练馆里，帮我一把呀！可是没有人来，没办法，我只好咬牙忍痛，连扶带爬，一步一步地移出训练馆，到门前的电话亭给妻子打电话……

　　这是我最孤独的时刻，我自言自语：“我是谁？我是运动员？我是教练员？我是场地管理员？

　　我算是什么人？我还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吗？我这个样子，还有可能参加世界大赛，实现夺取金牌的梦想吗？

　　一种迷失感向我袭来，极为难受的孤独感越发加重了。

　　晓莉扶我回到家里说：“这样吧，给你买个摄像机，买个手机……”

　　“算了吧，别花这笔钱了……”

　　“不，一定要买。你是孤单一个人投入训练，没有手机，再受伤又爬不动，你怎么办，有了手机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嘛！没有摄像机录像，你怎么知道练得怎么样？这两样东西一定要配备。

　　“不用买了，我不需要！”我顶了一句。

　　“你要独自训练，怎么不需要？”晓莉追问不舍。

　　“我不练体操了，不如去打工挣钱，我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面对这无情的现实，我当不了冠军，我为什么要死抱着它不放？”

　　“不，东华！你还有希望！”

　　“希望？你总是说还有希望，希望在那里？”说到伤心处，我已是泪流满面，难以自控。我那苦苦挣扎的心灵伤痛终于发作了。

　　晓莉惊呆了，她象是遭到重重的一击，呆立之后便颓然落空，用双手捂住脸，垂头而泣……

　　“东华，你怎么能这样呀！……”她这痛彻肺腑的呼唤，使我一下紧抱着她……

　　几天后，正当我在紧张的训练时，晓莉突然来到面前，双手提着两个纸箱叫道：“东华，手机和摄像机买来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说：“你太支持我了，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你就是我的坚强后盾。”晓莉扫视了一下训练馆内空荡无人的空间，依然焦急不安地说：“既没有教练，也没有伙伴，你自己一定要多当心呀！”

　　手机便成了我的保镖，也是我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伴随着我一个训练日又一个训练日，苦熬了两年多。

　　而摄像机、录像机就是我唯一的教练，没有人告诉我怎样改进，怎样去作，自己就是自己的教练。我将录像机、摄像机安装在一个小推车上，可任意移动，推到我训练的器械前，对着我，将我每一次动作的过程摄下并转录到录像带里，再重放，从画面上分辨刚才那一次的好劣，再纠正自己的动作。有时候，回到家里，再反复播放录像带，研究训练中的动作和改进方案。当然这毕竟比不上直接有教练那么来得快，别人更容易发现你的不足。这有什么办法呢？现实就这个样子，只好认了。

　　一部份时间我被安排在下午5点后才能训练,搬完器械，活动开始，投入训练就快6点了。到8点半，俱乐部其他队员训练完毕，逐渐走了，我一个人继续练着，正练在兴头上，管理场馆的老人就过来催促了:“十点了！快离开吧,要关门了，”我刚投入训练，怎啥得走呢，我未理采他，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的训练 ，完全忘记了老人的提醒，待我训练完毕，收拾服装，挎上运动包出了场馆，走到地下室出口处，门却关得紧紧的，因为过道太深。我一个人训练无什么响声，老人以为我早已离开，也未走下来看看，就把门关上了。我敲了几下门，无人应答，我又走回场馆，发现有一个窗子未关，我便爬出去，正好是地面通风口，未锁，掀开顶盖，便钻了出去。这类事件发生多次。后来我的这种顽强训练的精神打动了那位老人，他主动将钥匙交给我，叫我自己锁门，我才免去了爬窗之苦。

　　几年来，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的，我觉得很孤独，但我坚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