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把目光延展至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还有4年，我再一次“从长计议”，这一次是多么长啊！我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不报任何侥幸心理，规规矩矩按照瑞士法律，等到1994年入籍，然后走向亚特兰大。那时，我已年近三十，我能熬出头吗？到时候还能走到那里，攀上奥林匹斯的山峰吗？不要想太多了。为此，我们要回老家——卢塞恩去，老老实实地生活，过日子……

　　搬家回卢塞恩费了很大周折，困难主要在找房子上，我岳父再次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要我们搬回家住，那时晓莉的三个弟弟都有了自己的生路，只有妹妹住在家中（她正在学习饭店管理业务），房子一时很空，但是我们既然搬了出去。更无再搬回来的道理，尽管我们屡屡受挫，遍体鳞伤，经济上可以说一无长进，比搬出来时强不了多少，但我们不肯认输，再难我们也要独立着。

　　后来靠一位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找了一套有4个房间的住宅，月租1000瑞朗，但住了一个月后出了麻烦，那位帮忙的朋友与房管部门发生了某种法律上的纠纷，房管部门要收回这套住宅，我们只得另找住处，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在卢塞恩这座旅游城市，找月租1000瑞朗的有四间房间的住宅特别困难，一般情况下找一套只有1-2个房间的住宅就得1000瑞朗左右，我曾和那位朋友商议，能否与房管部门再协商或者给管事的人送些礼物，你看我们都住下了，而且也预付了租金，不至于就这么把我们撵出去吧，他说这是不能通融的事，至于送礼，他表示惊异，说瑞士没有这个习惯，那么找其他关系，或者，由瑞士体协出面与房管部门交涉，虽然体育与房管为两个不相关的部门，但体育部门可找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再给房管部门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这种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且每每奏效，在瑞士却不行，各是各的事，所以企图走曲线救国之道实为下策，我们只得另觅它处。

　　这个“它处”10月初才觅得，一套3个房间一住所，月租却1250瑞朗，我不由地吐出了一句：“他妈的，真要命！”房东问晓莉我说什么，晓莉知道，很聪明地翻译说：“他嫌太贵”对方说嫌贵，1250元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就不错了，还有……他看看我，不说了，但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前面说过，古时的瑞士人凶悍善斗，曾以对外出租军队著名，到了近代，中庸、和谐、保守却成了瑞士人的性格，是故，他们一般不愿将房子出租给生活习惯不同，并时常惹事的外国人，尤其是“有着诸多不良习惯的亚洲人”，房主之所以肯将房子租与我们，全看在晓莉是个货真价实的瑞士人份上。

　　我们搬了家，但是我们的经济负担又重了许多，晓莉转到卢塞恩一家商店，仍卖巧克力。说“转”是因为他与比尔的那家商店同属一个公司。

　　晓莉一个人上班，自然很辛苦。这让我很过意不去，我打算恢复打工的生涯，多挣些钱，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因此，我想把生计问题放在首位。要不然，我实在对不起晓莉。

　　其时她昔日的同学，女伴都过上了相当舒适的生活，固定的收入，宽敞的住房，汽车，满框的时令服装，她却一无所有，和我一道生活在贫困线上。我们不敢到街上吃饭，而普通的瑞士人到街上吃饭是家常便饭。我们除了偶尔看场电影，绝不敢到票价昂贵的歌剧院去，（而晓莉最喜欢歌剧，她自己也非常喜欢唱歌，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她曾经到奥地利的歌剧院参加过考试。）她只有很少的时装，为买一件必需的外套总要盘算来盘算去，犹豫很久，在我一再怂恿下才到商场去。而她正是在穿衣打扮，展现自己的年龄上，唯一的首饰就是那结婚时的戒指和细小的如丝的金项链。

　　她的同学、女友大多已经有了孩子，甚至几个孩子，她却一直不敢要孩子，我们担心养不起。但她在某些开销上又十分大方，比如买电视，录像机，摄像机，移动电话，运动服装等等，因为这都是我训练所需或是我所喜爱的。

　　我在瑞士的4年里，她的家境已以开始好转，但她却因为嫁给我，又掉进了甚至比以前更艰苦的生活中，应证了父亲以前对她所告诫的。

　　她为了什么？为了爱？这毫无疑问的。为了将来，却不一定，因为我的前途是未知数，运动员大都是这样，运动员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赌博。参加者很多，下着同样大的赌注——青春年华———赢家却如凤毛麟角。她知道这一点，而且随着我一次一次受挫，尤其到了1992年，我被正式告知不能提前入籍，几乎可以说在赌桌上惨败了，指望丈夫的成功给她带来荣华的希望十分微弱了，她却一如既往，不要我放弃体操。如果她是一个靠将来的成功和荣华来支撑着自己的女人，那么现在是泄气的时候了，会让丈夫另寻门路，可见她并不是这样。1996年后我们拥有了梦想中的一切，金钱、荣誉等等，她也出了名，多次出现在电视和杂志封面上。一次，她作为瑞士四大知名人士的妻子之一被国家电视台采访。然而，她却说了一句令人瞠目又感慨万千的话：“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我觉得不如过去，那时我们虽穷，却能在一起静静地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她是为着人世间最珍贵最伟大的东西——爱。

　　的确，现在因为我经常外出工作，在世界各地匆匆来去，十天半月，有时一走就是数月，而不能象在困难时期那样和她终日厮守，相濡以沫了。

　　她也有过烦躁、抱怨，也曾对我发过脾气，我们象一般夫妻那样吵过嘴，发生过争执。有一次她见我又在那里写日记，便说：“你的日记象记流水帐一样，有什么意思。”我马上意识到她不是对我记日记的方法不满，而是在对生活进行报怨。那时她刚加班回来，一身的疲惫，我想，没有那个人会认为辛辛苦苦一天干两份活是一件惬意的事，而渴望舒适富足是人之本性。我们的争吵大多为了金钱，“过错”大多在我。她不是嫌我挣不来多少钱，而是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我还要经常寄钱或物给家里，她对此有看法。

　　另外，我还象许多那些瞒着自己的配偶给家寄钱的中国人一样，不时给家寄些钱物。但大宗的钱物都是我和她商量过寄去的。

　　她的不满自然有惜钱的成份，主要原因是对此感到困惑，不理解，甚至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的开销这么紧张，你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往家里寄钱。”

　　“你是说打肿脸充胖子吗？”我想用此话缓和一下气氛。

　　“你说什么？把自己的脸打肿，当胖子？为什么？”这话也让她不解。因为瑞士人很少打肿脸充胖子的。

　　我知道瑞士和欧美一样，孩子自立之后，一般情况下不再与父母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尤其我们目前的情况，日子很艰难，却还要寄钱给生活水平不高但还过得下去的我父母家。

　　我不知道怎么向她讲解清楚才能使她对我的做法感到合情合理。这种矛盾看似夫妻之间柴米油盐之争，却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带来的，对她说这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吗？我可以把父母在我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罗列出来，三天三夜也倾诉不尽，但是，她的父亲就没有养育过她吗，一个男人当爹又当娘，一手拉扯5个孩子，含辛茹苦数十年，头发花白才把她们一一送出家门，其中的事迹同样车载斗量。却从未想过儿女为他尽孝的事。因为西方人的观念中的“孝”字和中国人理解不一样。按理晓莉为大，她毕业后工作，拿到的第一月工资应如数交给家用，因为她的弟妹们仍靠父亲薪水用，她却把薪水笔笔攒积起来，然后用来周游世界。在中国这是一件被人指脊梁骨的事，在此间却很自然。

　　我便给她讲述我的过去，设法让她懂得“孝”为何物，这个观念很小就植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人教给我，但只要生长于中国，耳闻目睹，就形成了，我十几岁的时候，一次，去宜宾比赛，见那里李子好，便买了10斤背回家里，又一次去湖南长沙比赛。见那里的醴陵瓷器有名，买了一套装在箱子里小心背回家，没有一点碎裂,并没有人要我这样做。说了孝道，我又说起到海外求发展的中国人，不仅自己要去到处闯，同时也担负着让家中父老跟着沾光的责任，虽然没有给你加这个责任，但你自己会很自然地把它加于自身，这都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还有，我是家中老大，中国的长子女在成人之后，担负着改善全家人生活状况的责任。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人不能象断线风筝一样离开故土不再回顾。如今我虽然没有成事，在异国苦苦挣扎，而父母也知其况，故从未对我提什么要求，但是四年了，我不能对他们无丝毫表示，我得寄些钱物回去，用途大小是一回事，也许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是要从此告诉他们，我仍是他们的儿子，没有丝毫遗忘之心，我要表示我的孝，表示我时刻铭记着作为长子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还有一点，在欧美人眼里这一定是一件可笑的事，大凡中国人到海外，都为了谋一个比在国内好一些的境遇，谁家的孩子出去了，便引起周围的人的关注，看她或他能混个什么风光模样回来。关注者除了羡慕，往往还有一份嫉妒在里面，混得好了，衣锦荣归，没什么说的，则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混得狼狈，正如费翔歌中所吟：“我曾经亲情万丈，回来时却空空的行囊。”不仅自己，家中父母脸面也没处可放，有人会说，他不是很能行吗？怎么这般模样回来，即兴灾乐祸，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有句老话，活人就是活儿女，不说儿女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他们更指望得到儿女的出息所给予他们脸上的光彩。我得给父母这个光彩。“钱和物”的意义不在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能带给人心中的满足和可向人夸耀的资证。

　　晓莉对这一套中国文化似懂非懂，但她感觉我所做的，定有我的道理。虽然心中不甚情愿，还是一次次筹集些钱物，并亲自到邮局邮寄。

　　我一头顾了父母家人，另一头更顾惜晓莉，她毕竟是我的爱妻，是与我相依为命同舟共渡的伴侣，我非常在乎她对我的感情，我虽然没有对她说过这话，说了也只是空话，但我心中有一信念，就是我目前的奋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能使她日后有一个富足的光景。这是爱的责任，也是身为人夫的责任。由于我不能在这些年内尽到这些责任，反使她由于我的缘故过着比普通女人苦得多日子，我深感不安，有时担忧她能否继续坚持下去，能否甘愿与我共苦。我也问过她这问题，她很生气，责备我不该有这样的疑问。我真正认识到她金子般可贵的品性，还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之后，是在她对国家电视台说的那番话。还有，我父母及我弟东建夫妻来瑞士期间，一日游卢塞恩湖，我母亲兴致勃勃，不时向小鸟投掷面包。晓莉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母亲问我说什么，我说晓莉嫌你太过份了——太浪费了。母亲说：“你娶了一个好妻子。”

　　1992年8月底我灰心闷气地走下了马克林恩，和晓莉返回卢塞恩。由于一连串的打击，那个实现世界冠军的梦想在我眼前骤然暗淡。现在，对于我来说，一边是困苦，一边是希望，就象天平上的两个砝码。

　　搬家后的一天，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我对晓莉说明天我想去一趟苏黎世……

　　“干什么？”

　　“到霍尔根找找汉斯。”

　　“你想回汽车公司。”

　　“对，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汉斯曾表示，如果我愿意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公司上班，并答应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晓莉说：“如果为钱，你不是可以靠体操挣钱了吗？”

　　晓莉所指的是这样的事，9月份瑞士国家体操队正式吸收我为其中一员，（此前不算，只是参加奥运集训）合同将在93年初签定，成为国家队队员的前十名后就可拿到一份固定的基本工资，再加上一份数额不定的奖金。规定是这样，国家队队员（现男队26名队员）通过队内比赛、国内比赛、国际比赛，累计算分，排出名次。第一名选手每月的奖金加上前十名的固定的基本工资的总和是一般普通职业的收入，第二名后的奖金将依次递减，15名后的奖金只能拿到很少的瑞士法朗。

　　我虽为国家队队员，因无瑞籍，不能参加国际比赛，奖金这一项积分很少，所以在当时，我在队内的和国内比赛成绩再好，也只能排得5-8名，如果因伤或其它原因不能参加比赛，在国家队的排名就往后排，这样就只能拿到很少的钱。

　　中国的专业运动（国家队更不用说了）一年四季都能集中一起训练、学习，由国家提供最好的条件供养，和在一个单位上班一样，我从11岁开始拿固定的工资，到了16岁，我的月薪超过了当时有20多年工龄且享有高级工程师待遇的父亲。

　　而瑞士的体育系统完全和中国不一样，投身竞技体育的人，在训练环境和经济方面都不稳定，鉴于这些情况，我有心到汉斯那里再挣一份工资。

　　晓莉说：“你的体操怎么办？”

　　“和以前一样上半天班……”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里有些含糊不清的东西。

　　晓莉听出来了，进而说道：“半天工作半天训练的滋味你不是没有尝过，对你的训练影响很大，汉斯说是给你轻松一点的工作，但我想不出汽车公司会有什么轻松的活儿，你没有技术专长，除了做杂工，能在那里干什么呢？在瑞士，没有哪家公司会让你吃白食的。”

　　“你看我还有希望吗？我是说在世界大赛中夺冠……我终于说出了我的想法。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晓莉大为吃惊。

　　我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从前我矢志不渝的训练，是想争取能在1992年参加奥运，我对提前入籍一直报有幻想，现在破灭了，终于面临近29岁才能出征奥运的命运……

　　黄指导说的对，象具志坚幸司这样的高龄运动员，在28岁拿奥运会冠军只是一个例外。”

　　“你太让我失望了”，晓莉反复地说道，“不说别的，我们已经苦熬了四年，你想使这四年变得毫无意义吗，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再过三年之后你将摘取奥运金牌，谁也不能下这样的保证，如你坚持到那时候却没能如愿，我们起码可告慰自己，我尽力了”，晓莉又说:“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就是你那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一点是你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否则，你只是一个到欧洲国家谋一碗西餐的庸常之辈！”

　　我被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看到眼前的晓莉，觉得她是多么的坚强，我感到惭愧万分，无地自容……

　　是啊！我已苦熬了这么多年，而且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代价，难道我还不能再坚持三年，直到亚特兰大奥运会吗？

　　我不能回头，我不能半途而废，我已快走到头了。

　　我要熬下去，熬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