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底在瑞士举行了欧洲男子体操锦标赛，瑞士队取得了30年来的最好成绩，1人获全能第9名、1人获11名，在单项决赛中，1人与前苏联选手并列双杠冠军，这对瑞士体育界震动极大，欧洲锦标赛是仅次于奥运、世界锦标赛的大型比赛，瑞士队的成功大大提高了瑞士体操的影响力，是故，瑞士体协根据我在1989年赛季的表现，决定吸收我加入1992奥林匹克10人集训队（尽管仍有不少人反对）并说我的提前入籍问题与当局再行协商，以争得我代表瑞士队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我和爱丝柏兰莎彼此用对方的语言评价这件事，我说幸运女神终于对我露出了微笑。”

　　她说：“老天爷睁开了眼睛。”

　　我们拥抱、亲吻、一块笑着，很长时间我们没这样说过话了。

　　汉斯既高兴又遗憾，因为我辞去了汽车公司的工作，当我离开公司，和大家告别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一种不舍之情，这是让我知道艰幸为何物的地方，是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感到一种归属感的地方，除了活路的劳累，初到该公司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膜，很长时间我是很孤独的，除了干活，到时间离去，除了汉斯和工头，以及接我上班的那个职员这几个人有限的交流之外，我和众职工很少言语。和大家伙的靠近是从3月9日那天开始的，晚上公司举办每年一度的聚餐会，我做了表演。从那以后，大家对我的冷漠态度一下子改变了，他们开始用尊敬的目光和语言来待我，汉斯希望我继续留在公司，答应我一度提出又被他拒绝的要求，从杂役转为助工。

　　我要加入瑞士国家队的奥林匹克集训队，并准备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了。

　　8月1日是瑞士国庆节，对我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兴奋地在日记里写道：“真是上升到人生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向理想跃进了一岁，8月1日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和人生的里程碑……”

　　因为集训在瑞士西部的比尔市，爱丝柏兰莎说：“咱们搬家吧”。

　　“好，搬家！”

　　我们早就想从爱丝柏兰莎父亲家搬出，拥有一个只属于我们俩的“小天地”，开始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和爱丝柏兰莎的父亲一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总有诸多不便，加上我们与爱丝柏兰莎父亲的工作，作息时间不一样，有时他星期六，或是星期天也上班，这些时间上的不一致影响了双方，更重要的是爱丝柏兰莎觉得自己结婚一年多了，应该离开父母亲独立生活。在瑞士，子女一般到了十八岁这一工作年龄就要脱离父母独自闯。而我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但由于缺钱，（瑞士房租很高）我们只好将就在那里。现在虽然我们经济状况并未改观，但到另一地训练终使我们下了搬家的决心，我的岳父是个很慈善的老人，对子女的呵护之情并不弱于中国的父母。也许早年妻子离走，他一个抚养5个子女，使他对子女的关心重于一般的瑞士人，他担心我们养活不了自己，一再劝我们留下，但我们还是执意要搬。

　　比尔市是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一个卫星城，距首都伯尔尼仅30分钟的汽车路程，距卢塞恩却要二个小时，比尔市的房租仍有些高，一般普通的二室一厅，月租金在1000瑞朗以上，市中区更贵。还有训练基地周围没有便宜的房子，所以我们在郊区找了一套小的，一室一厅的带洗澡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小阳台，这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反复比较找到的最适合我们住房。月租金750瑞郎，然而我们面对的只是一套空房子，以前所用当然都是爱丝柏兰莎家的，我们要置家俱和必需的生活用品，此前我和爱丝柏兰莎曾打算回国探亲并观看北京亚运会，为此积蓄了一笔钱，为了这个家，我们放弃了回国的计划，将这部份钱用来添置生活的必需品。

　　这里环境很好，房子后边便是一片森林，后来我经常在那跑步练习。此地唯一不好的是距离训练基地很远，我先乘公共汽车到比尔市火车站，再转乘一次公共汽车才能到基地的山脚下，可这是无奈何的事，对于我这个没有汽车的“穷光蛋”， 唯一能进入训练基地的交通工具，只是那条山下通往山上的缆车，我乘缆车到了马克林恩，再步行登山到达位于山顶的体操馆，整个路程要花去2个多小时的时间。

　　爱丝柏兰莎在比尔市一家商店找到了售货员的工作，她是最不喜欢当售货员的，工作性质甚至不如在卢塞恩的，但在当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马克林恩是那座山的名字，是瑞士联邦体育学院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瑞士的体育训练中心，山上有足球场、田径场、游泳馆、体操馆等等，训练条件在瑞士是最好的，能到马克林恩参加集训的体操运动员必需是瑞士最优秀的。

　　马克林恩还有一点是我喜欢的，就是它的封闭性，它与外界隔绝，是一个独立于尘世之外的体育王国。

　　1990年8月我来到了马克林恩——国家体操队的训练中心，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集训。

　　但是由于我尚未入籍，我一直有一种编外队员的感觉，我所得到的待遇即反映了这一点。

　　别的队员每月发工资，我一分没有。

　　别的队员发运动服装，唯独没有我的。不是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再怎么也不欠我一个人吧，但这是规定，我实际上不是奥运集训队的正式成员。

　　记得有一次列队发服装，我也在队列里，轮到我刚好没有，再看其他队员，都在兴高采烈地试服装，并没有人对为何唯独我没有服装而感到奇怪，也没有队员就此事问过负责人，瑞士就这么奇怪。

　　此外，我也不能随队参加国际间的正式比赛，许多次他们外出，我则留在家看门，我慢慢看出来了，他们吸收我加入奥林匹克队，不能说他们无意让我参加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如能那样对他们当然更好，但这取决于民政局是否能给予我提前入籍，如果不能，那么我参加奥林匹克集训队，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陪练，以提高其他队员的技术水平，于是，每当我训练到某高难度动作时，体操馆便静下来，队员们都停止训练，和教练一起观看，其他队员训练时，教练时常要我和他一起细心观看。并提出我的看法，因为他们必将出战巴塞罗那奥运会。

　　他们给予我这个“陪练”的报酬是免费到马克林恩训练，并管我午餐和晚餐。

　　紧张训练之余，队友常下山去市郊潇洒，到酒吧喝酒，到歌厅唱歌跳舞，我很羡慕他们。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喜欢玩，喜欢音乐歌舞，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和队友到电影院，咖啡馆，歌厅放松放松，到瑞士以后我没有这种享受了，闲情逸事被生活的艰辛从我的体内挤掉了，队友从山下归来，对游乐情景的描述勾起了我的玩兴，但我必须忍着，他们多次邀我一同下山。我都以“我还要回家”为由推掉了，因为我玩不起，我知道瑞士人的习惯，大家结伴出游，费用则自理，没有特殊理由如生日之类，是不会彼此请客的，我没钱自理，那时我脑子里经常冒出一个中国故事：一个穷苦的孩子在学校当旁听生，下课后别人在校园娱乐，他却要去放羊……

　　就在这时，1990年12月中旬，台湾体操协会第二次向我发出了邀请。

　　自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后，中国的对外外交变得积极起来，同样，海峡两岸的关系也趋于缓和，继乒乓球选手腾毅的访台之后，双方的文化体育和商贸交往频繁起来，一度中断的赴大陆访亲探友也恢复了。有鉴于此，一直希望我为台湾体操出力的台湾体协认为此时时机成熟，便向我发出邀请。

　　这使我第二次萌动了赴台的念头。

　　我考虑了很久，认为现在虽然我是瑞士国家体操队准备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集训队员之一，而且我是其中最好的选手，但能否参加还是一个未知数，要看民政局是否特批我提前入籍，现在，我等于是一个免费的陪练。爱丝柏兰莎为了保证我的训练，起早摸黑，拼命工作，我作为她的丈夫也于心不忍，总感内疚。

　　现在台湾体操协会给我做教练的工作机会，所以，我还是想去工作一段时间再说。

　　就这样，在1990年12月底我受邀来到了台湾访问，并作为教练的身份在那里指导选手，在台湾的日子里，我受到了台湾体操界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我第一次有机会走访了台湾各地，实地看到了台湾体操的训练环境。在热情的台湾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了我向往以久的阿里山看日出……

　　在台湾期间，我有机会见到了闻名以久的台湾著名田径短跑选手，有“飞跃的羚羊”之称的“纪政”女士。我和她谈起了我曾在北京的时候，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有一首小诗，我很喜欢它。

　　纪政说：“那是我还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偶然读到的一首英文小诗，后来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现在，我把这首小诗贴在我那镶着贝壳的镜子下面。”

　　我说，当时我就把这首诗抄写到我的日记本里，仔细地感受它，慢慢地，它也成为我精神的一部份。我向纪政背诵出了这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小诗：

　　又是新的一天，

　　上苍赐给我这新的一天，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可以浪掷虚度，

　　也可以小心珍重。

　　今天我要做的事非常重要，

　　因为我把生命中的一天和它做交换，

　　当明天来到，今天永远消失，

　　填补它的空缺是我所完成的事。

　　我努力耕耘，不要损失。

　　我选择良善，不要邪恶。

　　我希望成功，不要失败。

　　因为我要永远记住，

　　我为它们所付出的是我生命里的每一天。

　　在台湾两个月后，我返回了瑞士，重新又登上了马克林恩的山顶。

　　1991年2月中旬，瑞士国会公布了修改后的外国人入瑞士籍的有关规定，“从原来的外国男方娶瑞士女方，需6年才能申请取得国籍，而外国女方嫁给瑞士男方，即刻就获得瑞士国籍的男女不同等待遇，改为从现在开始，外国人（不分男女）同瑞士人结婚，都是5年后可申请取得国籍。”

　　对于我来说，从原来的六年等待，改为五年，缩短了一年，从现在起，我还有三年的等待时间，如果瑞士体操协会能为我申请到提前入籍，那我还有可能赶上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我对提前入籍还抱有一线希望，我还想作为一名选手继续练下去，争取参加世界大赛。

　　我在盼望中又苦熬了一年。

　　1992年2月3日，早晨8：30分瑞士体操协会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正式通知我，民政局没有通过我的提前入籍的申请，我必须按正常法律程序在1994年3月方可申请入籍。

　　这样，我想参加92年7月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运会的梦想成了泡影。

　　这样我在马克林恩训练中心苦熬了两年，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免费的陪练。

　　我的精神上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既然命运不肯给我一点例外的恩赐，我又能怎样呢……

　　那时我不由地想起两则瑞士古时的故事，一则是关于查理曼大帝，说他在瑞士寓所门外挂了一口钟，任何人只要想发出不平之鸣，就可敲那只钟，引起皇帝的注意。有一天晚上，查理曼大帝和皇后在用膳，钟声大作，且响个不停，但仆人却不去应门，皇帝一面起身，一面说：“我相信外头有个你们有不希望我去接见的可怜人。”

　　结果他发现挂在钟绳上的是条大蛇，大蛇摇摇尾巴，向皇帝致敬之后，带着皇帝来到一片荨麻丛，在那儿有只蛤蟆，不但占了蛇的巢，还坐在蛇蛋上。皇帝立刻命人将癞哈蟆处死，第二天，这条大蛇爬进大厅，在查理曼的酒杯中放了一件漂亮的珠宝。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深受民众爱戴的勃银地王后贝尔塔的，自古以来，瑞士民间习惯将她描绘为骑着马，和蔼可亲地立于百姓之间，不时提供合理的忠告，并且始终用她的卷线杆在纺纱，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牧羊女因为一面看羊，一面毫无倦怠地纺纱，而得王后的奖赏，她的侍女见状便一起来到她面前，手中全都在纺纱，希望也能同样得到赏赐。机智的贝尔塔说：“女士们，你们来得太迟了。那个年轻的农家女先来的，就象雅各一样，她得到了我所有的祝福。”

　　这两则故事是爱丝柏兰莎讲给我的，我说如果我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将会因自己象那个牧羊女一样辛勤劳作而获得奖赏，或者我会去撞响那口钟，以鸣我的不平，而我给当局的回报将很有可能是一枚奥运会金牌，

　　一天，我训练回家后，爱丝柏兰莎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令我吃惊的话：“东华，我想把我的中文名字“希望”改了。”

　　“改名字？为什么？”

　　爱丝柏兰莎说：“欧美女人婚后一般要随夫姓，以前我喜欢“希望”这个名字，因为意寓吉祥，会给我们的前程带来希望，所以一直没改。现在我觉得这名字给我们只带来希望，而永无结果……”

　　作为欧洲文化熏陶出来的她本来不信这一套，和我共同生活以后，我多次给她讲述我及我的亲友们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慢慢地，她迷信起来，尤其是我来瑞士至今以屡屡受挫，使她感到确有一种命运之类的东西，在冥冥之中与我们作对。她说，“希望”一名并不好，如果总在希望中等待，而没有结果，那就是没有希望。

　　看她如此认真，我说那就改一个吧。

　　我们想出了许多吉祥的字眼，但发现它们说来说去都是和希望同性质的，不如就平心静气，起个普通名字，和福祥不沾一边的。而中国人也有这个传统，故意给孩子起一些低贱的小名，有意做给命运看。

　　从此我的妻子就有了一个新的中文名字，李晓莉，它几乎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我也不象以前每天上下午去马克林恩训练了，我开始每天只下午去山顶训练，其余的时间在家练习打字，自修德文并自费报名参加德文学习班学习，我还选修了教练资格考核课程，拟用2年时间拿到证书，以准备做教练工作，而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打算，同时我现在多些时间在家，可抽出时间料理家务，给晓莉做饭，尽量减轻她的劳动强度。

　　我还时而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和表演，对我的事业意义不是很大，但我要参加，一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我仍是一名体操运动员。二是为了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在这些比赛中，若获头名可得到200-600瑞朗的奖励，次一点的只有价值30-50瑞朗的纪念品。所以我还要认真对待，争取那些200-600瑞朗。

　　这段时期，晓莉住进了医院，她患了疝气需要手术治疗，我不知道她的患病是否与她的劳累和她的心情有关。出院不久她又上班去了，还是在那个商店，卖巧克力，一站就是8个小时，伤口还时而隐隐作痛。她不能不去，一日不上班就少一日的收入，没有瑞朗我们则无法生活，况且时间长了，她那个位置会被人顶掉。其时，瑞士国内的经济不很景气，很多公司都倒闭了，造成了许多失业者，工作很不好找。

　　我们得让自己乐观起来，否则，我对晓莉说：“弄不好我也会得疝气的。”她哈哈笑了，虽然笑得苦涩……

　　她安慰着我说：“我们可以自己去西班牙观看奥运会，我们可以乘火车到巴塞罗那，这样能够便宜些……”

　　7月的一天，马克林恩的队友对我说：“东华·李，我们走了……”

　　这样的事情有过多次，然后我回家。但以前他们去参加那些比赛并不是我特别看重的，可这一次，却是我终日向往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我和晓莉最终还是取消了观看奥运会的计划，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去看了伤心。最后我决定用这笔旅费买一台电视机，在荧屏前看奥运。心想这样还能为家里落下一样电器。

　　说来好笑，电视机在瑞士不算家中的贵重物品，一般人家中都有好几台。我们却一直过着没有电视看的日子。

　　1988年我在北京，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那时我是因为受伤……

　　现在我在瑞士，竞技状态很好，但仍坐在电视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