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图加特回来后不久，10月26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开始上班。

　　在此之前我不是没有考虑过生计问题，在瑞士，一个20多岁的有了家室的男人，没有工作，不挣一分钱，靠妻子那点微薄的薪水度日，却又十分“奢侈”地整天练体操和参加比赛，是一件很不寻常让人不可理解的事。有生人或熟人见面，一块说起来，每每问及我在哪里做事，我无言以对，十分尴尬。我吃住在爱丝柏兰莎父亲家，可以节省许多开销，所以爱丝柏兰莎那点工资才可勉强维持我们的生活。这终非长远之计，我初到瑞士，吃不惯西餐，一个月下来削瘦了许多，有一天我和爱丝柏兰莎路过一家在卢塞恩的中国餐馆，我停下来，很想进去看看，爱丝柏兰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她拿了工资就带我吃一餐，事前我到过这家餐馆问过，中国菜在这里很贵，很普通的两人一餐就得花去约一百瑞士法朗。而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还很窘迫。我说算了吧。爱丝柏兰莎说话算数，拿到工资后，果然带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实际上我是找过工作的，跑了许多地方，但没有公司雇用我，除了我不通德语，除了体操再无专长之外，更要紧的是我虽然具有实际的居留权，但没有拿到B种工作许可证。

　　在这一点上瑞士比美国要严格得多，你没有工作许可证，连洗盘子的活都找不到。为此我碰了不少钉子。我甚至拿出我在瑞士比赛中得的奖牌，标明我的身份，指望对方看在我是这冠军那冠军的份上给我一碗饭吃，可对方不买这个帐，他们反而对我这样感到莫名其妙，找工作就找工作，让我们看奖牌干什么，它能代替工作许可证吗？能代替专业特长吗？能代替一口的德语吗？我想我想请爱丝柏兰莎的父亲帮忙找工作，由他出面也许能给我找一份工作，爱丝柏兰莎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瑞士人不讲究靠关系办事，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所以没有向她父亲张口，她父亲呢，明知我为找工作四处碰壁，有时候还问我跑工作的事，却从不提他会从中帮忙。

　　这样一来，我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地只训练、参赛而不去工作了，不是我不想工作，而是人家不要我工作嘛。我也以此来安慰自己，并搪塞别人，一段时间我甚至还对这般窘境感到满意，因为打心里，我不愿意工作之累而影响了我的体操，但是我妻子的幸苦劳作，我沾着岳父一家的光，这情形每每想及，我便不安起来。

　　我终于有了一份工作。这件事是我去斯图加特之前说成的，有一位瑞士人叫汉斯罗迪·福莱（HANSRUEDI FREI），我简称他为汉斯，他经营着一家进出口大客车的公司，这家公司是德国名牌客车NEOPLAN在瑞士的分公司，全称叫：NEOPLAN AUTOCARS（SUISSE）AG，这家公司同时也承揽大型客车的维修业务。

　　老板汉斯，高高的个头，文静的面孔。

　　他之所以肯雇我这个既无业务专长，又没有工作许可证的人，一是他热爱中国文化，自学汉语已有多年，目前，已达到用汉语作简单交流的程度，并掌握300多个汉字，可以写简短的书信。他想要我和他用汉语交谈，以提高中文的水平。

　　此外他是一位体操爱好者，热心参加有关的活动，几乎每年12月的瑞士杯国际体操大奖赛上，就推掉手头的工作，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接待中国运动员。

　　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拿到B种工作许可证，但他还是接受我到他的公司工作，他也并非无视瑞士政府的有关规定，他知道我很快就会获得“B” 种工作许可证的，果然，我在该公司上班20天之后——11月16日，我就得到了工作许可证。可见他是十分精明的人。

　　第一天上班，汉斯特意把公司的员工召集起来，把我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体操名将。来瑞士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获得了9次全能冠军，并在3次大型比赛中得过吊环、双杠、鞍马3个满分，达到瑞士体操的最高峰，说我能来此工作是该公司的荣幸，大家热烈鼓掌，我也说了诸如希望大家多多关照的话，众人散去之后，我等汉斯分派工作。汉斯想了想，指着停车场的墙说：“你先把这墙刷刷吧，完了把办公室也刷了。”

　　“你是说……让我刷墙？”我好象没听懂似的。

　　“是呵，这墙很长时间没刷了。我一直想找个打工的刷刷，你来了，正好把这活干了。”

　　我愣在那里，除了惊诧，还十分尴尬。因为他刚才还在冠军长冠军短的捧我，现在手一松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一瞬间，我甚至怀疑他在戏弄我，但我很快打消了此念：他没有任何要戏弄我的原因，虽然如此情节在中国肯定有戏弄的成份在其中。

　　“既是这样，”我心想，“你不应该先捧我啊！只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介绍给大家就行了，现在不是要我难堪吗？”

　　我再看看周围的员工，他们各干各的，没有人把目光投向这里，没有人要看我如何掉面子。

　　我好过了一些，但心中还是忿忿不平，和汉斯商谈工作的时候，他考虑我一无专长，德语又夹生——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懂好几种语言，答应我干一些非技术性的杂务，我的理解，就象我给父母报喜不报忧的信中说的，当当顾问，作作宣传，跟着老板到处边应酬等等。我决没有想到第一天他就派我干这种“最下里巴人”的活。

　　汉斯好象根本不知我的心思，他就没有这种中国式的意识，虽然他喜欢中国文化，他把我的犹豫作了别样的理解，以为我没听懂，于是特意用汉语述了一遍。并给我作了示范。

　　我换上了工作服，蘸着天蓝色的颜料，刷起了很脏的车场墙壁，我的屈辱感慢慢……消失了，我认识到人的某种感觉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生产的，具体到我，一个名人干刷墙的活儿，如果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低下的事，只是分工不同，你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屈辱感了。第一天下来，我给爱丝柏兰莎说起我干的活儿，爱丝柏兰莎的反应只是这活累了点，对我的训练不利，而丝毫没有嫌弃低贱之分。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这话在中国听了很多年，但直到现在仍没有被人们接受，甚至贵贱之分愈演愈烈。反倒在西方，没有说这样的话，却存在着这样的事实。

　　干活归干活，我在下边卖苦力，汉斯高高坐在经理室里，下了班我们却没有任何差别，仍是一对好朋友，他每天派人用车接我上班就是一例，一个老板每天派专车接一个干杂役的工人上班，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事，此外还有他每天都请我在他家吃饭，在国内也是少有的事。

　　（我获得奥运冠军之后，和国内记者谈起在汉斯公司打工的事，记者问我：“汉斯再见到你之后，是否为他过去给你的待遇感到羞愧，是否好意思见你。”

　　我说这是中国式的问题，汉斯根本没有这种感觉，他参加为我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逢人便说我曾在他公司打过工，将此引为自豪，而我刷过的那墙，他更没有象国内的人那样，把它视为他及他的公司虐待奥运冠军因而不甚光彩的历史，用另一种颜料粉饰了，相反，他告诉员工，这墙我们永远保持其天蓝色，并且每每对客户说：这是奥运冠军李东华刷的墙。）

　　瑞士人可以将心中的矛盾自然地统一协调起来，或者说在他们眼里就根本没有矛盾，而我对我所身兼的两种角色却无法同一对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适应不了这种反差。

　　后来我看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非常理解剧中主人翁王启明——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到餐馆洗盘子时的屈辱心态，我想他的手指被菜刀所伤，与其说是不慎，不如说是有意而为，以此作为洗手不干的理由。因为有一回，我给一个修理工打下手，而他不停地用我听不大懂的语言将我斥来责去。我一身油渍，疲累不堪，真想弄出点事故，以此借口离开汉斯的公司。我也很理解王启明在纽约的街市上的漫天咒骂，当他说：“以后不要再提拉琴一事，再提拉琴我跟你急”时，我眼里湿润了，因为我也曾有“剃掉艺术家的长发，”告别过去的念头，那时不仅黄指导，就连热爱体操的汉斯也劝我不如安心汽车公司的工作，有机会参加个培训班，然后安排我一个技术工作。

　　正如汉斯事先说的，我的工作就是打杂，干一些公司没有人干的活，洗车，打扫卫生，搬运重物，给技术工当下手，而这些杂活是干不完的，劳动强度很大，十分繁重，有时候下午几乎再没有力气训练，加上身上的伤痛，常常折磨得我一躺在地上就不想起来。可是，一想到我的处境，想到远离祖国的目的，我又强忍苦痛，拼命地练。

　　有个工头叫托马斯的，我的日常工作通常由他指派并验收，他并不因为我是体坛名将，是老板汉斯的朋友而对我客气一点，他脾气很坏，动辄便大声叱骂，我怀疑他有岐视中国人的倾向，一段时间我一见他就精神紧张，以致我专为此事在日记里给自己打气，有害怕工头——托马斯的心态，所以精神很紧张，为什么呢？是害怕他大声指骂，他倒不会把我怎么样。是怕伤面子，没有必要，公司的人不认为这会伤我面子。我周围又没有同胞在场……我做我的，和你有什么相干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朝一日我干成了大事，看不愧死你！这样的文字今天看来十分的孩子气，每每看到令人哑然失笑，但却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有一天托马斯叫我挖一条放置下水管道的坑，在车库外面，靠近街道，长长的一条，所用的工具就是一把鹤啃锄和铲子，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是民工干的活啊！”他听不懂，不知道民工是什么，我给他解释民工就是农村出来做工的人，专门干城市人不干的脏活，累活，他眼睛翻了半天、还是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只得说我的工作虽杂，但限于车房之内，在门外的街道旁挖下水道，你还是另雇他人吧，他说，有你在，还要雇谁？挖下水道也是公司的工作呀！我说，是不是汉斯要我挖下水道？他说这是公司需要的，为什么还要汉斯来派你干？我坚持要汉斯来。汉斯来了，我说我不怕累，也能吃苦，这一段在公司的表现什么都看见了，我是怕这样重的活干下来，就没办法继续训练了。

　　汉斯说：“我在尽可能地帮你，但在公司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训练是你的事。”

　　我只好抄起了鹤啃锄。

　　我自少年时代入成都业余体校至今，大运动量天天加身，但如此体力活没干过，我顶着五月的太阳，一会汗水就湿透了衣衫，我便光着膀子干，由于不得法，进度缓慢不说，一会儿虎口便磨出了血泡，一次一锄下去，将一枚鹅卵石溅起，弹到我的额头上，血立即冒了出来，同时，由于用力过猛，我的腰也闪到了，立即疼痛起来，心里一下酸楚，想到自己的体操这么好，在瑞士是高水平的，却无用武之地。如果在中国就不会受这个窝囊气了，越想越冒火，我把锄头一扔，不干了！

　　一抬头，有人正从楼上的经理办公室一扇玻璃窗后望着我。

　　我还是捡起了锄头……

　　由于汉斯的这家公司在苏黎世近郊霍尔根市，我每天早晨5:40起床，爱丝柏兰莎为我做早饭，我则收拾工作和训练用的东西，吃过早饭，我骑自行车用10多分钟到公共汽车站，然后乘公共汽车15分钟到卢塞恩火车站，再乘7：05的火车前往霍尔根市，这段行程需要一个多小时，霍尔根火车站离公司还有一段路程，汉斯吩咐家住苏黎世的一位公司管理人员叫库尔特，每天开车到霍尔根火车站接我到公司，那时已到8：20分。就是说从起床到达公司，要整整用去近三个小时；而我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不过3个小时40分。如果我有车就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了，瑞士人一般都开车上下班，有车不觉其远，我没有钱买车，只能把一半时间花在自行车——公共汽车——火车——等候接我的小汽车所构成的行程上，我从8：30分开始工作，干到12：15左右下班， 中午在汉斯家中吃饭，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用汉语和我交谈。吃完中午饭，然后收拾行囊从汉斯家步行到到霍尔根火车站，乘火车前往苏黎世，到了苏黎世火车站后，再步行20多分钟到体操训练馆训练，等训练完毕，我再利用火车、公共汽车、自行车回到卢塞恩家中，已是夜晚8点多钟了，吃过晚饭，我又要跟爱丝柏兰莎学习德语，集了一天疲累的我，一边读写一边呵欠连天，有时候书本都拿不住了，什么时候从手中滑落都不知道，那时爱丝柏兰莎就看着我打盹，既不想喊我继续学习，又不想喊我到卧室休息，她知道一旦喊醒我，我是不到时间不会休息去的。于是她每每等我打盹到我自订的作息表所规定的休息时间，才把我喊醒说：“你看，到休息时间了。”有时候我从桌边醒来，见爱丝柏兰莎眼里含着泪水，她是心疼，也因为感动。我岳父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很少发表意见，但他对爱丝柏兰莎说过，中国人太能吃苦了。有时候我一个盹醒来，看见爱丝柏兰莎也在那里打盹，她并不比我轻松多少啊，那时候，他看我俩都在偷懒，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起凿壁偷光，聚萤而读一类的故事，把它讲给爱丝柏兰莎听，爱丝柏兰莎又讲给她父亲听，她父亲叹道：难怪难怪，他们原来有这样的传统。同时又感到奇怪，中国人既能如此吃苦，耐劳，为什么又落后呢？

　　自从我放弃了赴台的打算后，我父母放心下来，但同时又因为我事业上的无处着落，他们心情非常不安。这其中有对自己儿子的忧虑，也有一份不好说的内疚。因为他们参与了对我赴台发展事业的阻挠，而他们之所以阻挠，除了为我，也有为不使他们及弟弟受连累的考虑，总之，他们很不好受。斯图加特之后，黄指导给他们去信讲了和我面谈的经过，接着他们来信给我，那种心情就是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关于我，他们几乎没说什么，的确，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是说了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德语，并了解餐饮业的有关知识，学着烹饪“地道的川菜”，意思是他们渴望着能早日来瑞士，开个餐馆，为我解生活之累，他们也谈了弟弟东建考大学的事。东建没有考上四川美院，现在才在我一再催问下告诉了我。

　　就是从这封信开始，我改变了自己，决定要让自己坚强而且成熟起来，过去我传给家里的信息，总是实事求事，而每次在向父母如实讲诉之后又给自己添了许多怨烦，还一次次加重着他们的心理负担。

　　自此后，我学会了报喜不报忧。从以后的回信开始，我总是先对美丽富饶的瑞士进行一番动人的描写，我知道，我的热情洋溢的文字会给父母一种安慰，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就生活在其中了。

　　关于我工作的性质，我给他们说得十分轻松，我说汉斯之所以雇用我，那是看重我这个多次体操冠军的知名度，我在汽车公司没有具体事务，只是做做顾问，宣传之类的事，就象国内的公司聘请名人，用的是其名声而不指靠他做具体业务……我哄过了父母，因为这很符合中国国情。直到1994年，我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世锦赛得了鞍马铜牌之后，他们才从报纸上知道了我在汉斯的汽车公司是如何做“顾问”的。

　　妈妈读到这份报纸后，伤心地哭了起来。

　　如今，重翻那一时期的日记，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载：“梦境，喝一种湖里的水而致死，心里非常后悔……不要死，后来知道这是做梦，不是真的，才松下一口气，我知道生命的重要，我要珍惜生命。”

　　我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那段时间我至于痛苦到了做如此恶梦的程度吗？

　　还有一段文字反映了我内心的斗争和感受：

　　“打杂活——目前在汽车公司的工作，不能够学习到技术，好处是可以学习到干好你不喜欢干的工作时心情是什么样，让你记住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的内心是什么感受，这种经验对人生是有帮助的，有价值的，增加对人生的体验与感受，今后当你从事你心中有价值的事业与工作时，你就会加倍珍惜……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路，在这段旅程里，不会总是顺畅的，有些人生经验是很宝贵的，象你长期所经历与感受的那种压抑，孤独、创伤、自卑、迷惘、极度不自由等等，这些都会是你今后人生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