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月10月6日我和爱丝柏兰莎来到德国斯图加特，本来我要作为选手参加这次比赛的，现在我只是一名观众。

　　一个具备参赛实力并渴望着搏杀沙场的运动员，只能坐在观众席上眼睁睁看别人在赛场腾跃，心中的那份苦涩，那份憋闷真是无以言表。

　　这时，我想起了美国电影演员“西尔威斯特·史泰龙”说的一句话：“我很同情哪些具有夺取世界冠军的实力，但却没有机会戴上拳击手套的人。”我现在体会到了，没有机会戴上拳击手套是什么一种滋味。

　　我也慢慢体会到了体育不单是比赛场的竞斗，它牵涉到了太多的因素，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比赛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是一种工具。

　　一段时间我报怨老天爷只是对我不公，感叹我命运不济，反过来一想，受政治影响，无缘问鼎国际金牌而报憾终生的运动员多的是。回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诸国进行抵制，没有派队参加，对国家来说放弃一次参加奥运的机会不会受什么大的损失，但该国的运动员可就惨了，运动员的运动生命都很短暂，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年，多少优秀选手也许一生的机会就在1984年的洛杉矶这么一次，此时一过，即四年以后他们已过了黄金时段，但当时他们只能服从国家利益，服从政治需要，而牺牲掉自己的事业，又有多少优秀运动员为此而一直无缘到世界赛场上一展英才呢？

　　我本不该到斯图加特去的，爱丝柏兰莎也劝我不要去，怕我眼看着赛场却无法一争高低，而再受剌激。人人都说我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但那段时间我却控制不住自己，表现得性情反常，实在因为那是我在瑞士这些年来情绪最不好的时期，把我从希望的云层中一下子击落了下来，但我执意要去，一方面我想看一下世界体操的总体水平，并且还想借机与世界各国体操界接触。正好，台湾体操协会请我在斯图加特期间，以教练身份指导他们的队员。另一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那就磨练我的意志，我如果不去，就是一种逃避，是一种怯懦、服输的表示，我当然不能因这一连串打击就放弃了我的追求。加上从瑞士到德国，如同在中国的省际旅行一样方便，爱丝柏兰莎不放心，陪我一同去了。

　　我们在斯图加特逗留了10多天，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体操队联系，但没有结果，除了诸如国籍之类的问题，还有一种他们不便明言的，就是我还不是李宁那样的名将。我心里嘀咕：如果不给我争取做名将的机会，我永远不会是名将呀！但这样的话是说不成的。

　　我和昔日的中国队友及教练在德国期间，多次往来，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他们对我十分友好。

　　见面后，重叙旧情，彼此十分亲热，不论长幼，大家都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图加特期间，和黄现思指导的几次长谈。

　　爱丝柏兰莎一见到他就哭了起来，对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体操队的官员们大加责难，她旧事重提，从体操队取消我到香港参加表演赛资格，以及要我离开国家队等等，对这一切，她太不理解了，说国内有意整我，质问黄指导：东华究竟做错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说到最后，爱丝柏兰莎简直是连哭带喊，长年积压在内心的委屈和忧愤全部喷发出来。“我和东华那时多想留在中国啊！”

　　黄指导要求我翻译，我说算了吧，过去的事不提了，爱丝柏兰莎说：“不，翻译给他听！”黄指导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并说他猜到爱丝柏兰莎说的什么了，尔后我解释说这是西方人的特点，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让黄指导不要放在心上。黄指导沉吟了一会儿，说别是西方人，说是中国女人，见丈夫遭到如此多的磨难，也要发泄一通的。

　　黄指导解释说：“当时的环境比较特殊，在加上中国体操队在汉城奥运会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回来后，处境比较复杂，正好你们的事情在这个当口上，对你们的决定可能欠妥一些。”

　　我把这话翻译给爱丝柏兰莎，她的情绪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以后的几次谈心，黄指导帮助我打消了急于求成的思想，要我冷静下来，面对现实，从长设计我的道路。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而我指望凭体操技术专业挣钱的想法在瑞士是不切实际的，瑞士的体操赛事虽然频繁，但奖金微乎其微，意在荣誉，根本不能养家糊口。说到当教练的问题，看来也不能作为一种职业，因为瑞士除了极个别国家队的专职教练之外，其余都是业余性质的，如布鲁诺等一些业余教练，他们都有一份足以保障生活的正式职业，当业余教练挣的那点钱只能用作补贴，或者说他们当业余教练的本意不在挣钱，而是出于爱好，既使在其它欧美国家也大都是这样。在法国当教练的石茂、蔡焕宗、宁晓林等人都谈到这个问题，即在欧美当运动员或做教练都不是一辈子的事，他们现在或正在考虑或已以开始办理开餐馆的事。

　　总之，多少抱着到海外发展事业的打算的中国人，到了最后，都放弃了事业，或暂时放弃了事业，而着眼于生存的问题。这很残酷，也无可奈何。

　　我告诉黄指导我已经开始考虑我工作的事，最好找个只需干半天的工作。

　　黄指导说：“剩下的半天你干什么？”

　　“训练呀。”我说

　　黄指导说：“为什么不全天工作呢？”

　　“你的意思……让我放弃体操？”

　　黄指导说：“我说了半天，也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我的父母——斯图加特之前他受他们之托，向我转达的也是同样的意见。中国有句老话：人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他非常懂我的心思，知道我事业心非常强烈，三次大伤都没有能让我放弃体操，但我之所以没有放弃，还有事在人为的可能性，现在不同了，目前的困难并非靠个人努力所能克服。你面对的是6年之后才能到国际赛场的严酷现实，那时候你的年龄又是一个大障碍了。

　　“那么日本的具志坚幸司呢？在28岁时仍拿了奥运会冠军”。

　　“具志坚幸司是一个例外，超常的事一般不会有第二次的，况且具志坚幸司没有受过象你那样的大伤，也没有生活之累，你却要解决生存问题，又要顾这头又要顾那头，两头顾不好的。”

　　此前也有朋友劝我另择道路，我以笑作答，如今最知我实力的黄指导也出此言，我伤心极了，我含着眼泪说：“我到瑞士不是谋生活的呀。”

　　黄指导说：“刚才我说过了，很多中国人到国外的初衷也不是为谋生活，但最后谋生活则成了目的。”

　　我说：“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再回国内去。”

　　黄指导说：“很多人在国外受挫之后也都想回国，但他们回不去，一半原因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你不是要到那边大显身手吗？怎么又两手空空的回来了？所以硬撑也要在国外撑下去。这也是一件严酷的事，你的妻子在瑞士，比他们又好了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