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产生了另操别业的想法？并且这念头十分强烈？所以我才用引水灌溉的道理告诉自己重新选择生活道路和不容易和得不偿失，来坚定我为体操而奋斗的信念？或者，我想干点别的，把体操放一放，先解决生存，立足的问题，一种权宜之计，等生存问题解决了，再把体操拣起来？那么上面的话就是告诫我，一旦把水引到其它路子上，再想回过头来干体操是不可能的。

　　总之，它反映了我当时的动摇，为干体操还是干别的在头脑里进行着斗争。

　　我的精神沉落到这一步，并非全因为瑞士民政局和体操协会对我的爱莫能助，其间还另有一件事，那就是我拟去台湾发展体操而引起的一场风波。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愿提及此事，尽管它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在瑞士、大陆、台湾及香港体操界抄得沸沸扬扬。现在我可以把前后经过如实道来，因为在今天，所有当事者都会把它当作一段不会再重复的历史，从容地笑而谈之了。

　　我的入籍问题经过我们的努力，最终却未有结果之后，国内外体操界的朋友建议我另找一个国家或地区谋求发展。我也想到了这一步，并为此做了一些努力。

　　起初，我四处联系时，心里还存了一个想法，意思做给瑞士看，就像中国俗语说的，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给瑞士一个压力，让他们重新考虑我的入籍问题。为此我还找了当地新闻媒体的一些朋友，让他们把我的意图张扬出去。但这一招并未奏效，就是说体操界有反应，但瑞士的有关法律仍归然不动。于是我的另择高枝而栖的工作就变得很认真了。

　　我考虑过美国，加拿大，南朝鲜，日本，新加坡，奥地利，香港等去处。在美国，拿到绿卡居留权，相当瑞士的（B）之后，也要待3-4年才能获得护照。加拿大容易一点，但是能好多少呢？在那边我和希望一家都无任何亲友可投。我的目标是1992奥运会，对移民再宽松的国度，也不会解决在此之前的入籍问题。

　　我曾给在香港的许志强写信，虽然它只是一个地区，但只要能派队参加世界大赛就行。我只想从事体操事业，只想在体操上挖掘出自身最大的潜力，其它的一切对我都是无足轻重的。但许志强说，香港的有关规定更加苛刻；在港居留7年之后才可取得代表港队参加世界大赛的资格！

　　我父母得知了我的打算之后，也在国内通过黄教练等关系替我打听这方面的情况。他们给我提供过一个消息，说是有个中国乒乓球选手在前些年也到瑞士，一年后即获得了护照而参加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我一打听，不是在瑞士而是在奥地利。奥地利也行啊，它是瑞士的东邻，如果在奥能获得那位乒乓球选手同样的待遇，还能给瑞士点颜色看呢！谁让它那么保守，那么教条呢？我给奥地利有关人士联系，谁知反应并不热烈。后来我知道，也许因为那位乒乓选手并未在汉城建立功勋，他们无意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了。

　　在我到处碰壁，四方求告无门之后，有一天对爱丝柏兰莎开玩笑地说：有朝一日如果体育竞赛只须以个人身份参加就好了。就像有些职业，如文学艺术，无论你走到哪里，有没有某种国籍，都可以从事一样。

　　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闲着无聊，就拿起朋友送的中文报，看到了有关“孙逸仙协会”的一则报道。才知道该协会是台湾设在瑞士的一个有关经贸文化方面的办事机构。

　　晚上，我给爱丝柏兰莎说了此事。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爱丝柏兰莎说：“你为什么不和台湾联系一下，到台湾发展体操？”我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这建议那么出乎我的想像，但又那么的富有吸引力。是呵，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台湾呢？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对大陆的运动员来说，台湾是一个禁区，因为不能想，不敢想，以致于想不到它了。我对爱丝柏兰莎说：让我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呢？因为小时候，父亲曾告诉我一些人因为海外关系受连累的事，我也担心家人由于我在西方，而受到波及。朋友和家人的来信关于此事大多廖廖数语，说得很笼统，很含糊，我从中嗅到了一种紧张肃然的气氛。

　　我将此忧虑告诉爱丝柏兰莎，她说：“你到台湾是做体操，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此话虽然幼稚，是一种不谙中国国情的表现，但我却产生了转念之想；大陆不会放弃改革开放，那么在政治之外的事情上，如商业，文化，体育等等方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反会较之以前宽放与外界的交流……还有，台湾的体操运动我略知一二，他们需要我这样的人……还有爱丝柏兰莎去过台湾，她非常喜欢那座美丽的岛屿，并在那里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由于此，她才把她的环球旅行扩大到了中国大陆。我们也知道，欧洲人在台湾是很受欢迎的，而爱丝柏兰莎所通晓的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在台湾会大有用场，在瑞士她则无用武之地，只能在商店做一名服务员。

　　行不行，先投块石头问个路吧。我和爱丝柏兰莎给台湾体操协会写了一封信，简述了我的来龙去脉，表示了我想到台湾发展体操事业的愿望。

　　后来，我在国内的家人及亲友问及去台一事时，我略去了这一节，就是说没有告诉他们是我主动先与台湾体操界联系这一事实，只从台方的反应讲起，给人造成一种是台湾先与我联系的印象，似乎这样可以减轻我的“罪责”。

　　数天后，台湾体操协会给我回了信。在等候回音期间，爱丝柏兰莎焦急不安，我的心情都颇为复杂。我一会儿希望他们反应热烈，一会儿又希望他们反应冷淡。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了这条路的。

　　爱丝柏兰莎欣喜万分，因为台湾对我的意愿表示热烈欢迎。

　　现在答复来了。他们给了我这样的许诺：给我工资，解决一套住房，爱丝柏兰莎的工作也不成问题，可以由她自由选择，其中一种工作——在台湾体操协会做翻译或操纵电脑——是爱丝柏兰莎非常喜欢的。

　　我和台湾体操协会开始了频繁的接触，或信或电话，商讨种种赴台的细节问题。这一切使我的心热起来，从而打消了我的顾虑和犹豫。同时台湾的新闻媒体也派人到瑞士对我进行采访，为我拍摄了新闻短片，此片在台湾各地播映后，引起了台湾体育界的极大重视。台湾的报纸也撰文介绍了我的故事，其中一篇《李东华为理想而奋斗》的，用简练的语言讲述了我从事体操运动遭逢的成功与挫折，讲述了我和爱丝柏兰莎的婚恋故事，并热情赞扬了我为了爱情而毅然走上了一条放逐之路的选择。我和爱丝柏兰莎看后热泪盈眶，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公开文字肯定了我的感情生活。

　　我很欣赏台湾有关方面对我赴台一事的种种表现。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件事做政治文章。我们在和他们接触中也多次提到了这一点：不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他们能够这样克制，不将丝毫政治因素掺杂其间，十分难能可贵。并且在电视和报章杂志里也不见政治气味，可见台湾体操界给过新闻媒体不少告诫。他们是诚心欢迎我到台，他们深知一旦涉及政治，会得罪大陆体操界，并使我放弃赴台打算。所以他们的小心翼翼，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尽可能地不做声张。

　　接下来的问题是做国内的工作。台湾体操协会表示，在他们与大陆体操协会交涉之前，最好先由我与我的老上级协商。

　　这是一个难题。

　　我先给我父母去信谈这个问题，看他们是什么态度。但下笔时却没了勇气，我在信中绕来绕去，如此写道：“关于你写信谈及我与爱丝柏兰莎准备去其它国家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之中。当然，首要的条件是，去其它国家要比瑞士更有利于我的体操发展我们才去。此事已经有了眉目，我和爱丝柏兰莎已接到对方通知，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亚洲），它们答应给我们长期居留权和工作权，还解决住房问题。总之，满足我们的一切生活需要……看到此，你们可能还有些不清楚，不知道我与爱丝柏兰莎将去什么地方。你们放心，这个地方给我们提供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它……

　　父母很快给我回信，他们想到了韩国、日本、新加坡，唯独没有想到台湾。或许他们想到了但没有给我点破？为什么不向我点破呢？是不是以此来暗示我：除了上述三个较发达的亚洲国家，他们不会想到我可能去他处。这是他们的态度，而他们的儿子也应采取这种态度。他们问我究竟是哪个国家。父母的来信加重了我的忧虑，迟迟不敢与国内体操协会联系。

　　事情似乎好了起来。我从台湾方面得知：原中国乒乓球队队员腾毅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运动员去台湾访问，看到台湾各界欢迎，大陆媒体也作了报道，称这是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一大突破，具有历史意义，并评价腾毅作为中国大陆运动员去台访问，对增进双边交流有积极贡献。

　　这则消息令我欣喜万分。得到进一步证实之后，我认为中国的政策不但未变，而且较之学运之前更为宽松，起码证实了我在给台湾去信之前的想法。我即写信给黄现思指导谈了此事。信中交谈是私人性质的，求他帮忙做中国体操协会的工作。另外一封附加的信写给国内体操界的负责人，是为正式申请。

　　这封信我在此前已经写好，并经过反复修改，尽可能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这封信的原件我找不到了，翻开我的日记，可见关于它的一些记载。

　　计划：给负责人写信，①以腾毅为引子；②感谢国家体操集训队在5年的时间里给予自己的教养之恩；③瑞士情况；④赴台的必要性。

　　赶在腾毅回北京之前，请黄指导转交负责人。寄快信至北京。今天写完，明天上午寄出。

　　信的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离开国家体操队时我哭了，我对国家集训队是怀有很深感情的，因为我曾在那里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体操之中。那里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伙伴，在那个地方我拼命，流血，流汗，不就是想在体操事业上有所作为吗？我十分感谢各位指导对我在国家集训队5年时间里所给予的关心和指导。也谢谢各位指导的多方面关心。记得有一位指导调离体操队，临走时全体会上所致告别辞时，她哭了。对这种惜别之情我是深有体会的。当时我也很激励，眼里涌出泪水，这种感情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本来我写这段文字有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在里面，即“以情动人”，但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在国家体操队的日子里，泪水果真流出了眼眶。

　　“在瑞士1989年赛季中，我连续获得9次全能冠军，并在3次大型比赛中获得过吊环、双杠、鞍马、3个10分的满分。这些成绩还使我达到瑞士国内的高峰。为了实现进军国际体坛，为中国人争光，我想到台湾去……”

　　在我写这封信之前，我拟将赴台一事经台湾媒体传播，消息已到了香港，从而在香港舆论界引起了反响。香港《明报周刊》即派记者到瑞士采访我。对这次采访我是很小心的，我需要传媒宣传我，为我的发展铺路，同时又怕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我首先问他们来意何在。他们说很同情我的处境，尤其是我由于与爱丝柏兰莎的婚恋而被请出国家队一事，他们想鸣一下不平。我说过去的事了，况且我的离开国家队也恰逢其时，在情理之中。中国体操队强手如云，后继者源源不断，我的年龄在中国体操队已不算小了，又受过三次大伤，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实际上当时体操队的领导已考虑让我留队当教练。可我还想继续做运动员，圆我的世界冠军梦，所以这是双方的选择。接着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去台湾，尤其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候去台湾。我警惕起来，回答他们的话也就是我给中国体操协会的信中所说的。

　　让我大为吃惊并感到愤怒的是，香港个别报纸有关我赴台一事的报道充满了政治意味，他们称我是“中国体操队的变节分子”说“李东华叛国”，说我要放弃中国护照，要“代表台北队参加明年的亚运会，打败中国选手”等等。

　　这分明不是又要断我的去路呀！

　　再说黄现思指导接到我的信后，十分吃惊，他考虑再三，还是把我附给体操协会负责人的信，转呈上去。因为他马上要去上海比赛，没有等体协的回答。但他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就在去沪之前给我急书一封。

　　在信中他肯定了我的热情，祝贺我在瑞士取得的成绩。同时告诚我，去台的打算是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他提醒我要代表所在国或地区比赛，是需原籍国的体操协会同意转会才行。所以我想代表台北队参加亚运会是肯定不行的。他说我有此念是我的事业心所致，对此他十分理解。但千万不能忽略政治因素，我还年轻，不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让我安心留在瑞士，即使不能圆冠军梦，为瑞士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也同样的光荣……

　　他担心这些话我听不进去，所谓兵在外，帅命有所不受，就嘱咐他夫人张曼蕾女士，让她写信将此事通知我父母，让我父母做我的工作。

　　至此，我父母才知道我所说的那个“亚洲的某个地方”是哪里了。他们接信后相对无言，坚强的父亲也流了眼泪，他说：“这是逼上梁山啊！”可见知心者唯有父母。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到梁山去的。对我和爱丝柏兰莎的婚姻全力支持既表明了他们的开放意识。但他们毕竟是过来人，经历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种种政治运动的洗礼，深知政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况且前些年发生的“胡娜事件”，余音犹在，家人也为此受了连累。他们恐我已在准备赴台行程，故先急电致我，“千万不能去台湾。”随后又写信来。他们从我上次的信中，已分析到我想去台湾，是不通政治不懂国情的爱丝柏兰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信是写给他们的儿媳妇的。

　　他们在信中夸奖爱丝柏兰莎，说我在瑞士能够取得每次比赛胜利，在瑞士名声大振，都是“你的帮助和你父亲支持的结果，在此我非常感谢你及你的全家。上次来人说到你能做一些中国菜，可见你很能干。你全天工作，又需照顾东华，每天都很辛苦，希望你要注意身体。”关于去台一事，他们表示“十分不安，非常着急”。“你要和东华去台湾，说明你不知道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东华的体操水平我们是了解的，之所以能在瑞士大获成功，也和瑞士体操水平较低有关，一旦到了国际赛场，未必能拿前几名。这样一来台湾也会不高兴，再折回瑞士，将不受欢迎。既然瑞士很器重他，就在瑞士，当个好教练也行，如能给瑞士培养出世界冠军，和他直接参赛是一样的……”

　　从父母和黄指导的来信之后，我在国内及海外的朋友纷纷来信，陈述了和他们同样的看法，力劝我放弃赴台的打算。

　　不仅是爱丝柏兰莎，连我也没有想到，一个运动员想寻找一个可以借此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会造成这么大的反响，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面对这一片劝解之声，我惶然不知所对，但慢慢地我又平静下来。

　　我仍抱着乐观的态度，因为腾毅的先例，因为国家体委和体操协会未做出正式反应，我们没有放弃赴台打算，认为这些来信所说的，只是道听途说，其中掺杂了他们个人的估计，判断，是过去的老经验所致。

　　我给他们复信，竭力为我的做法进行辩解，我暗示他们的担忧，其实是置身于国内而产生的井底之见。“我来到瑞士之后，站在了世界的中央，视野开阔了许多。台湾与大陆同为为中华民族，我为什么不能像腾毅那样为海峡两岸的体育交流做一些贡献呢？我目前已移居瑞士，和大陆没有直接行政关系，如果我到了台湾体操队，大陆方面是不会做对我不利的事。目前我已是海外华侨，我去台以后，将会扮演桥梁角色，沟通两岸的体育交流，大陆方面也会对我表示友好。并且我与台湾体操协会的接触中，他们和我表示了同一观点，就是不涉及政治，为体操而体操……”

　　我在信中是请我的朋友故人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多方面地做疏通工作。

　　我最终没有到台湾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我父母的意见，同时也尊重中国体操协会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