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去挖？我将把水引向何方？

　　既然瑞士体操协会用入籍的借口，不让我加入国家队，那么争取提早加入瑞士国籍就是我迫切需要做的了。

　　我向爱丝柏兰莎问及入籍这一关键问题，爱丝柏兰莎的回答显得吞吞吐吐，她说知道一点，但不很清楚……，从她的表情看，我想她是知道的，而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她说问一问就清楚了。

　　她前往民政局去了，带上了我的护照和我们的结婚证明等等有关文件。我等候家中，心里那份紧张和忐忑不安如同同一名应考学生，等待父母替他去看榜一样。

　　爱丝柏兰莎回来了，她许久没有说话。

　　我知道我“落榜”了。

　　爱丝柏兰莎说：在瑞士关于外国人来瑞士居留的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它分三个等级，即A、B、C居留证。

　　即外国人到瑞士做暂时居留，期限3—6个月，之后就得离境；

　　即外国人可在瑞士居留一年，并享有工作的权利。如果你想继续居留，工作一年后再申请“B”。你能否继续申请到“B”，没有严格规定，就看你有没价值，有没有对瑞士人造成工作就业问题上的竞争。有价值而又没对瑞士人的就业造成竞争，即抢人家饭碗，才可继续获得“B”，而这个“B”，每年都要申请一次。关于连续申请“B”的上述两个条件，在我看来 是相互矛盾的，就是说，一个人往往具有了为当地可用的价值，才会造成对他人就业的竞争。如果你一无本事。便谈不上抢别人饭碗。实际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是对外国人移民瑞士的一种限制。当你连续四年获得“B”之后，才可申请“C”。

　　即永久居留权。一般外国人由于上述规定，很难获得“C”的。你既使获得了“C”也只是享有永久居住权，但没有选举权；即你还不是瑞士公民。

　　另外就是入瑞士国籍，成为瑞士公民。这需要等待12年才可提出申请。

　　如此说来，12年之后我才能取得瑞士国籍，到时候以35岁的“超龄”之身去竞技场中拼搏吗？

　　爱丝柏兰莎笑了一下，让我不要着急，听她把话说完。她说我的情况又有不同。那天爱丝柏兰莎在说话中用了某种中国式的策略。既先把非常吓人的情况道出来，然后再说不那么可怕的，以便减缓对我的打击力量。虽然我所面临的问题仍那么严峻，但比在12年之后才能入籍终究好得多了。

　　我的情况又如何呢？由于我同瑞士公民结婚。在六年后可申请获得瑞士护照，现在就不必为得到“B”而费力了，只要我在瑞士连续居住四年，就可以申请“C”——永久居留权。虽然我现在没有得到“C”，但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永久居留瑞士的权力。接下来呢？再过五年半，就是说一直到1995年3月我才可申请加入瑞士国籍！

　　我问爱丝柏兰莎：“象我这样的情况，能够提前入籍吗？不是前一段时间，一位来自法国的足球运动员来瑞士几个月之内就特批入籍，代表瑞士国家队踢球了。我不是也可以这样办吗？”

　　爱丝柏兰莎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特意问了民政局。他们说：‘那是足球，体操不一样啊！’”

　　我的感觉是一下子懵了！

　　瑞士为什么对移民制定了如此严苛的法律呢？它不是一个永久中立国吗？不是有着一个宽阔的胸怀广纳天下英华乃至落泊之士的传统吗？后来我才慢慢地知道了。

　　19世纪前后，由于瑞士的中立国地位，它的确是欧洲各国政治犯的避难所和相邻国难民的谋食藏身之地。而瑞士从邻国这些人的加入获益非浅。如17世纪因受迫害而入境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们，他们多半是手工艺师，钟表制造者，珠宝打造工，商人，以及最重要的金融家。正是他们，日后为瑞士的现代经济打下了基础。在科学领域方面，曾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了瑞士，长期在苏黎世大学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并加入了瑞士国籍，为瑞士在科学领域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至于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曾因音乐家华格纳来到瑞士定居后而大得收益。但是瑞士的慷慨好客随着时间流逝，所显露出的负面就愈来愈大，以致胜过了因此所得。开始，瑞士人把难民当作受迫害者对待，不但送他们礼物，还设法为他们找工作，但随着难民数量激增至成千上万，并开始抢他们饭碗时，难民便成为众矢之的。

　　瑞士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很多物品靠大量进口。其经济主要依靠金融业，以及钟表制造为代表的精密机械制造和旅游业。如此情形使他们从自身生存出发，慢慢将瑞士由一个开放的热忱好客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保守的非移民国家。

　　当年的11月，我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写道：“瑞士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对外国人限制很多，也很严格。她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漂亮，富有，安定，和谐，但这只是征对瑞士人来说的，对外国人就不同了，想在瑞士生存十分困难……”当初，爱丝柏兰莎在成都时向我描绘过在瑞士的优秀运动员是如何受重视，如何享有优厚的待遇。但她没有想到，这只是局限于瑞士籍运动员的。

　　那时，我们毕竟年轻，总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合乎人愿，凭着爱，凭着青春的冲动，凭着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兴致勃勃来投奔天堂，到头来竟是如此情形。我们是多么盲目啊！

　　那天我们在悲衰中相互安慰着。她安慰我，是因为我所遇到的现实对我是一瓢冷水，是当头一棒。我安慰她，是因为她也很难过。

　　但是瑞士在入籍这一问题上另有一条规定，起码对我来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那就是外国的女性，一旦嫁给瑞士人即可立即加入瑞士国籍。此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难道瑞士人也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一旦嫁人即是娘家（即随夫姓便是一个表征）人。那么男人娶了瑞士姑娘，该女即随外国人姓氏，所以你最好把瑞士姑娘带走，而不要沾妻子的光，想成为瑞士公民。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后来我慢慢了解到，瑞士妇女在历史上的确是受歧视的，早在1848年，瑞士即成为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但直到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甚至还有一个州认为这个做法太激进，所以仍不准女性投票，如此行之有年。他们并非否认女性的自主权，而是要确保男性的威武佩刀不被削弱侵犯。这个象征着在每年议会中有投票权的佩刀，对很多州来说，表示在地方性事务上能直接行使权利。从这件史实中，我看到了在移民问题上优待外国女性的规定的联系。就是说女性因被歧视反而受优待，男性被重视，拥有着那柄威武的佩刀，反遭磨难。啼笑皆非是表现在这一矛盾的现象上。

　　1989年年末，我就遇到了受此优待的一位女性同胞。她叫郭平，原是成都杂技团的演员，几乎和我与爱丝柏兰莎相识的同时，她认识了一位在马戏团工作的瑞士人。我和爱丝柏兰莎在成都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时，正巧她也在办理与那位瑞士人的结婚登记。那时我的朋友倪祥林已从四川体操队退役，在成都杂技团工作，从他那里我得知了郭平的情况。想必郭平也从倪祥林那里得知了我的事。年末她随丈夫的国家马戏团到首都伯尔尼演出，邀请我和爱丝柏兰莎去观看表演。

　　有道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相见自是十分激动，演出后的小聚中，我向她问起国籍问题，才知她已成为瑞士公民，并知道了这一规定。我非常羡慕她的境遇，即得瑞籍，又在从事着她专长。我甚至开玩笑说：“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一阵大笑过后，郭平非常认真地向我提出建议，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和丈夫很高兴帮助我加入他们的马戏团。因为体操和杂技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所不同的一个是表演一个是竞技。在国内许多体操运动员后来干上了杂技，倪祥林就是一例。而她的这一建议，正是出自倪祥林。倪祥林从我给父母的信中得知了我的遭遇，便为我想出了这条出路。他了解我，不敢直接对我提出，怕伤了我的自尊，所以写信给郭平。郭平此次到伯尔尼演出，即带着倪祥林的这一嘱托。

　　我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回去的路上我眼含泪水。爱丝柏兰莎知道我内心的苦楚，说：“你继续练你的体操吧……”

　　我走在卢塞恩湖畔，想起了托尔斯泰对我眼前所见的描绘：“傍晚……雨后初晴，象燃烧着硫磺一样的蔚蓝色湖面上，点点扁舟，泛起微涟漪，随即归于消失。湖面波平如镜，凝滞不动，象隆起的一样铺展在窗户前方，形形色色的缘岸之间，向前伸展，被两座巨大的山坡夹在中间，变成黑乎乎的一片，溶合和消失在重重叠叠的山谷，山峰，云片和冰块之间。近处是湿漉漉的，浅绿色，令人眼花撩乱的湖岸，岸上布满了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远处是暗绿色的树木茂密的山坡，山坡上残留着城堡的废墟……一切都笼罩在柔和清澈的蔚蓝色空气中，一切都被凌乱的云片中间钻出来的炙热的落日余辉照耀得明晃晃的……”

　　但是不知怎地，托翁作品中那个流浪艺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片美景之中，是那样的不协调。

　　还要等6年才能申请瑞士国籍，6年啊！那时我已年近30，作为体操运动员，在中国早已超出退役的年龄。在瑞士既使没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年届30的我还有可能在国际体坛上一搏吗？我不想则已，一想就后怕。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