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瑟夫·斯达德尔家中做客时，记者曾问我来瑞士的打算，我明确表示并非为谋生，而是来此间寻求我在体操事业上的发展。第一步当然是加入瑞士国家队。约瑟夫说进入国家队非常不容易。

　　一是要经瑞士体操协会委员们的同意，二要在瑞士全国比赛中拿得前几名的成绩，前两个条件是互为关联的，你若有好成绩，委员们才会考虑接纳。

　　瑞士体操协会规定：外籍运动员，只要代表瑞士某俱乐部，在瑞士全国锦标赛上取得前十名的成绩，就可以入选瑞士国家队，参加世界大赛，（在当时，没有国籍也能代表瑞士参加世界大赛。）并享有工资福利待遇。就我的水平，没有多大问题。我满怀信心地想着，问题就看他们接不接纳我这个中国人了。

　　由于那两个记者在报纸上的介绍和我在最初几次比赛中的表现，我很快引起了瑞士体操协会的注意，他们和我接触，对我来瑞士从事体操运动表示欢迎，但加入国家队，他们说，还需要开会讨论研究……

　　我怀着希望，投身到训练场。

　　很快地，我恢复了竞技状态，从4—6月开始，我不间断地参加瑞士国内的各种比赛，屡获成功。

　　我制作一份成绩表寄给一直为我担心的父母：

　　4月9日，二州对抗赛，全能第一；

　　4月16日，卢赛恩州冠军选拔赛，预赛第一；

　　4月22日，卢塞恩州冠军热身赛，全能第一；

　　4月29日，卢塞恩州全能冠军决赛，全能冠军；同日，单项冠军决赛，五项单项冠军；

　　4月30日，瑞士全国体操邀请赛，全能冠军；

　　5月6日，二州对抗赛，全能第一；

　　5月13日，瑞士全国体操邀请赛，全能冠军；

　　5月28日，瑞士全国团体前四名决赛，卢塞恩州团体亚军；

　　6月4日，苏黎世420名选手大奖赛，全能及单杠冠军；

　　6月18日，瑞士全国460名选手大奖赛，全能冠军。

　　这些成绩，足以表明我在瑞士的体操地位和实力。

　　接下来，就是瑞士体操协会是否接纳我的问题了。

　　1989年8至10月我正积极地备战着，希望代表瑞士队参加10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

　　到了10月初的一天，事情起了突然变化。

　　其实这一打击早就在酝酿之中了。前面说过，由于我的表现，在瑞士体操界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瑞士体操界十分欣喜，有人说这简直是上帝恩赐给他们的。因此为我能够参加世界大赛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截止10月初的这一天，还一直以为这是瑞士体操界的一致态度。并且我想他们不可能再有别的态度，因为他们已有40年没有在世界大赛中拿过奖牌了，以致瑞士体操多年来倍受冷遇，不被政府和体育界重视，只把它当作一种运动项目保留着，给它的财政支持微乎其微。所以体操界想抓住这一机遇，振兴体操事业，重返50年前约瑟夫·斯达得尔为标志的黄金时代。已经有人这样说，我将成为瑞士的约瑟夫第二。他们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然而这是一部分事实。我没有想到，在瑞士体操界还有另一种态度的持有者，其中有运动员也有官员，他们对我的到来并不那么欢迎，原因即排外情绪。一部份人如运动员，看到我对他们的个人成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而形成了一股排斥我的势力。另一部份人如官员们，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子弟着想，一方面认为一外国人即便在世界大赛中获得好名次，也并非瑞士的光荣。也形成一股排斥我的势力。最初，他们这种态度是拿不到桌面上，它构不成拒绝我的理由，只是在平时的接触中有些不甚友好的表示罢了。表面上还要说些欢迎之类的话。当对他们的利益产生不利时，他们就从湖底浮了上来。

　　10月初的这一天，是参加斯图加特世锦赛的选拔赛，也是瑞士全国体操锦标赛的前一天，体协的官员在会议室里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议，当时我就在会议室外的训练场上训练着，并不知他们在开什么样的会议。

　　会议结束后，一个官员来到了训练场，向大家宣布了一项决定。这个决定实际上只针对我一个人，他们修改了加入瑞士体操队的一些规定，主要的即是：“第一，要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比赛，除了有优异的成绩，同时还要有瑞士国籍。第二，在明天的全国锦标赛和选拔赛上，瑞士籍选手才有夺取瑞士全国冠军称号的荣誉。”

　　规定宣布后，大家议论着离去了，我却呆呆地一个人站在原地，两眼发直，这是什么规定呀？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吗！

　　而在这之前，外籍选手只要代表瑞士某俱乐部参赛，就享有平等待遇。在这次特殊会议之后，非瑞士籍选手即使夺取了冠军，也只有第一名的称号。而真正的冠军称号，则由名次排在后面的瑞士籍选手顶替。这个规定纯粹是针对我在比赛前，临时修改增加的，体操协会某些人主要是怕我夺走其他真正瑞士人的夺冠机会，而不是积极地想接纳我为瑞士体操出力。这样,我备战斯图加特世锦赛,又因“国籍的借口”而彻底破灭了。

　　后来我知道在会议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但反对我加入瑞士国家体操队的一方终于占了上风，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不容人辨驳：我虽然因与瑞士人有婚姻关系而拥有了实际上的永久居留权。但我没有瑞士护照，所以不能加入国家队并参加世界大赛。假如因我一人而使有关规定变得模棱两可，开了一个先例，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是一个法制国家，不能因人为的因素而削弱了法律的神圣”。

　　但是，一位来自法国的足球运动员在来瑞士后，几个月之内就特批入籍，代表瑞士国家队踢球，又如何解释呢！

　　后来我将这一规定戏称为“李东华规定”。因为就是冲我来的。

　　第二天，我仍然参加了对我已没有任何意义的选拔赛。我的沮丧，愤怒可想而知。那是我在瑞士最糟糕的一次比赛。我不可能发挥出水平。在双杠比赛时，我从杠上掉了下来，把脖子挤压了一下，在鞍马决赛时，我竟然从马上狠狠地摔了下来，摔得不疼，但我的内心却是阵阵绞痛……比赛结果是鞍马第二，单杠第二，自由体操第三。我一气之下拎起服装包就离开了比赛场。

　　回到卢赛恩的家里，爱丝柏兰莎让我看一封我父母刚写来的信。信中他们问起斯图加特大赛，不知到时候中央电视台是否实现转播这一赛事。他们说家人及亲朋好友都是等待着，希望能在电视上看到我。快一年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身在远方的儿子是什么模样了……我想他们因为激动，4张信纸上的湿迹一定是他们的泪水留下的。

　　奇怪的是，那天我竟没有眼泪。流泪的是爱丝柏兰莎，他们的儿媳妇。泪水是在得知我的不幸以后慢慢地溢出眼眶的。

　　爱丝柏兰莎张口想说什么，我摆了摆手。此时此刻我不需要安慰。我犯愁的是如何给父母回信。我实在不愿回这封信，又不得不回，因为他们将在晚些时候守在电视机旁。我想找些别的缘故，就是说编造一些缘故，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参加世锦赛。负伤？成绩不佳；总之不能把真实原因告诉他们。

　　到了瑞士以后，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的父母倾注在儿女身上的心思甚至远重于儿女倾注在他们自己身上的。

　　那么他们遭受的打击会重于我所遭受的。然而我不能再“负伤”了，我的屡次负伤已经让我父母受够了。“成绩不佳”又是他们不能相信的。

　　爱丝柏兰莎说就把真实原因告诉他们吧。

　　我无话可说，但回信的时候我说的是别的事，比如让父母学习德语，将来到瑞士开中国餐馆以及有关弟弟东建日后到瑞士留学的事。关于我的部份。我写得很潦草，我写道：“……我要到六年后才能得到瑞士籍，到那时我的年龄就很大了，不能参加比赛……我为我的处境感到很无奈，我为自己能否实现冠军梦而渺茫……”

　　我的心沉到了湖底，情绪亦低落到了极点……

　　我徘徊在卢塞恩湖畔，湖畔的美景与我无缘，那是瑞士人的，我无权享受。

　　由于我的境遇与身边的美丽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我感觉自己是身处在天堂之中的地狱，这种感觉，在瑞士多年后，不断出现在心中。因为瑞士这个国家太美了，而我在这天堂之中，却没有任何希望和机会，这种内心的孤寂和苦楚使我常常不由的赌咒这美景，觉得它是丑陋的，令人憎恨的，颇有一种吃不上葡萄觉得葡萄酸的感觉。

　　托翁笔下那个流浪的蒂罗尔人的形象在我眼前浮现出来。他衣衫褴褛，扣着一顶污脏的呢帽，一把吉它和一只瘪瘪的钱袋是他的全部行襄，亦是他的全部财产。年复一年地，他重复着这样的流浪，从瑞士与德国接壤的巴塞尔开始南行，一路经过苏黎士，卢塞恩，因特拉肯，伯尔尼，卢加诺，入意大利，然后再返回……在卢塞恩饭店门口，他边弹边唱，围观了那么多的绅士淑女，却无一人给他丢下一个小钱，以致引起了托翁的愤怒。

　　我在此间虽然没有遭到他所遭遇的白眼和歧视，甚至在每一次比赛中都赢得了掌声，我也听到了太多的“欢迎你加入瑞士的体操事业”等等，但我的实际境遇又能比那个卖唱艺人好多少呢？他们不是也同样欣赏他的表演吗？为何连一个小钱也不肯给他!

　　我空怀一身技艺，却无从施展，不由想起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俗言。又感到此语并不符合我的情况。没谁欺负我，他们只是爱莫能助，耸一下肩膀。

　　如果你想去里基山，

　　那请你最好去乘船。

　　到了里基山，

　　就得拄根粗手杖，

　　还得换一个妙龄女郎。

　　去喝一小杯葡萄酒，

　　不过不要喝得太多，

　　因为谁要想喝酒，

　　首先应该立功勋。

　　…………

　　这是那个蒂罗尔人在卢塞恩饭店门前的那段吟唱，这是一支里基山歌，在北京时我只记住了它的歌词而无法得知其旋律。到瑞士之后，我当然也无心寻听其旋律。现在我是那么急切地想知道它的旋律，但爱丝柏兰莎一家人都不知这首山歌，问其他人，也云不知。希望问我为什么对这支歌如此感兴趣，我回答不上来。后来，我听了一些瑞士的民歌，于是把其中一首歌的旋律谱在这支歌上。现在我就站在卢塞恩饭店门口，与那个卖唱艺人站在相同的地方，我感觉我拿着那顶呢帽，向围观者乞讨。

　　我想喝酒，更想为此去建立功勋。但没人给我提供建功立业的机会。

　　我躺在爱丝柏兰莎家中，好几天没去训练了。以前在北京的三次受伤，是伤在肌体，而这次负伤，却是伤在心里。爱丝柏兰莎的家是一个山洞，我伏卧其中，犹如卢塞恩之狮纪念碑那只中了箭伤的狮子。我懒得去吮舔我的伤口，任它流血，从此不想再爬起来。

　　这段时期，我的生活日记如今看来是杂七杂八，语无伦次的只言片语：“如何把握你自己，去生活，这将是你目前面临的问题……”“……转变为积极因素，借做画来转换情绪……”“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消极之中，一种隋性……酒脱一些……，中庸之道”。我为什么想到了中庸之道，我那时想用中庸之道来应付什么？如今不清楚了。“纵观古今响当当的人物……精神迟缓……”“……感情自我折磨，从你的思想根源找原因。来瑞士享福的思想是错误……”如果有，现在早已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了。我即便不想享福，想苦斗，也已成为不可能。接下来是“你到国外只不过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是这样吗？“整天无精打采，内心苦斗……”这是我当时的心态和处境。在这些反映我精神状态无绪的文字里，还有一段，也许是从某种读物里看来的，也许是我思索的总结“就象湖里的水引灌其它地方一样，在最初当你决定把这水引向何方而挖口时，湖水便朝你所挖的口流去。当你想改变路线时，你将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改变其流向，朝另外一个方向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