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我的父母是最伟大的。

　　我的爸爸和妈妈于1963年8月从重庆机器制造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仪器厂工作，从事技术工作。后来，父亲攻读了成都市科技业余大学，后升为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工程师。1967年1月15日两人结婚。当时的房子很难找，单位无住房，父亲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一间一厨的简易平房，是在一个大院子里。

　　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年月。我的父母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表示忠于毛主席，自然而然地卷入了这场文革之中。

　　其实，我的妈妈原名叫刘素珍，一个中国女子既普通又雅素的名字，名字和妈妈本人的性格一样，善良，随和，厚道，吃得苦。可妈妈进成都仪器厂工作后，有一位新来的女工也叫刘素珍，同名同姓，在一个工厂的车间里就常闹笑话，比如出勤考核，请假外出等等，车间领导就弄不清楚这个“刘素珍”是指哪一个。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值破四旧立四新时候（破旧观念、旧思想、迷信、封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人的名字如沾封资修方面将受到批判，迫使你改名，这时，妈妈就想着改名。她跟爸爸商量：“我改叫啥名好？”，听妈妈问，我爸爸习惯深思的浓眉蹙了起来。爸爸道：“你想改叫啥名呢？”妈妈道：“听你的”！爸爸就笑道“你母亲生了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仅剩你一个，你是你父母的独女，天长地久，干脆就叫刘树吧！表示树大根深，将来一定兴旺发达。”妈妈乐呵呵地同意了。

　　1967年12月9日，天还麻麻胧胧的，我的妈妈起床后，急急喝了一碗稀粥，就挺着大肚子，走了半小时路到她所在的四川成都仪器厂上班。

　　这晚子夜，妈妈仍未睡着，她的肚子开始疼痛，一直为妈妈操心的爸爸也未入睡，爸爸说：“可能快生了，我们快去医院吧！”妈妈谛耳一听，从远远的地方传来枪声，不知哪两派群众组织还在武斗。妈妈说：“已半夜了，街上又不清静，等天亮再去医院。”挨过一个时候。妈妈的肚子越来越疼了，妈妈的身子在床上扭曲着。爸爸用自行车推着妈妈，穿过几条小巷和大街，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走去，路途，间断地听到枪声，“啪、”“啪”爸爸不时回头探望，担心给人用枪打着，我还在娘胎里就经历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情，怪不得人家说，我自小就胆子大。

　　我一生下来，就嗅到了火药味。

　　在成都市一条漆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深夜的空气中飘过一丝丝刺鼻的硝烟味儿，空气中凝结着停滞和胆寒，爸爸急急地推着自行车，走呀走呀，好不容易到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经妇科的医生检查，说快生孩子了。叫马上住院。幸好，妈妈身上带有白天工厂50元的互助金，缴了住院费，妈妈住进了产房，这时已凌晨三点钟了，爸爸对妈妈说：“你一定饿了，我去弄点吃的来，你肚子不饿了，生孩子才能使上劲”。爸爸立即骑车回到家里，拿了一包蛋糕来，妈妈吃了两个。又俟过了两三个小时，天快亮了，妈妈的肚子更是疼痛，可还是未生，爸爸在产房外边干着急，俟到12月10日的9点半，医生说：“羊水早已破了有一阵，仍生不下来，看来只好动手术了。”几个医生商量，决定剪一刀，扩宫帮助引产。经过手术，10点过一点，我终于“哇哇”出世了。

　　爸爸站在产房外边的走廊，焦急地担心地揣测着，听见一个婴儿的哭声，他才放下心来，一会儿，护士就抱着我走出产房，给爸爸看，护士说“恭喜你，生了一个白胖小子，有6.9斤（3.45kg）重，怪不得你妈紧生不下你！”

　　妈妈高兴得忘了疼痛。

　　我的出世，乐坏也忙坏了爸爸。他尽量照顾着妈妈，做饭做菜送饭买卫生纸都是他一个人干，为了省钱，他骑自行车到成都市郊区10多公里的农村小镇上买母鸡，买鸡蛋，买新鲜蔬菜。因为那里要比城里便宜约三分之一。当时猪肉很少，国家计划供应每人每月一斤（500克），一丁点儿猪肉太少，爸爸就让妈多吃鸡和鸡蛋补充营养。

　　特别是给我取名字，爸爸、妈妈是费了心思的，按李家辈份命名，应该是“庆”字辈，即应叫李庆什么的。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连妈妈的名字也改了，按照传统取名字的方法也就不时兴了，“庆”字辈就不考虑了。

　　一次爸妈在我家附近广场的东侧——东华门街散步时，爸爸说：“给我们的儿子取名‘李东华’怎样”，妈妈说：“我们家住在西华门，叫‘东华’好不好哟”。

　　爸爸说：“我希望我们的儿子将来在东方的中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东’代表东方，‘华’代表中华民族，同时，‘东华’两字也有‘东方之花’的意思。

　　妈妈听后立即表示赞同，我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

　　果然二十年后，即1987年我夺得了中国体操锦标赛的鞍马冠军。在中国一下出了名，应了两位老人的心愿。二十九年后，在瑞士实现了双亲的愿望——夺得了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鞍马冠军，在瑞士出名了，世界上也出名了，只是不在东方，而在西方，可能与我出生在“西华门街”有关吧！

　　我的家住在成都市老城内皇城旁的西华门街83号。距我家200多米外，就是有名的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广场的前边，高矗着身高12.26米（毛泽东生日的数字）的毛泽东汉白玉雕像。毛泽东挥着巨手7，目视前方，态度庄重肃穆。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毛泽东塑像。为建这座塑像，把很有历史价值的三国时代刘备的皇宫古迹拆了，

　　妈妈生下我54天后，就又去工厂上班了。外婆就一直看管着我，妈妈只能在下班前后给我喂奶，我的食量大，饿了就哭，我的爸爸和妈妈就订了一斤半牛奶给我喝。

　　在当时的中国，喝牛奶也是很不容易的，一是牛奶极少，难于订购到，二是我的爸爸妈妈工资很低，但他们却想方设法订购，省吃俭用让我有牛奶喝，直到我7岁进成都少年业余体校为止。

　　我长到快两岁时，外婆要回老家眉山鱼山村去，爸爸妈妈上班无法照顾我，他们就商量，想把我送回老家去。爸爸的老家在重庆市长江下游35公里处的巴县木洞镇。

　　老家在狭长的木洞镇街道上的一座瓦房里，我爷爷是码头工，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共七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大。我四个叔叔有三个在外，二爸在重庆工作，三爸和四爸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了，就剩我的么爸和小姑在家。四川人把最小的叔父称么爸。么爸和小姑因为年龄小，当时正在上初中。因为“文革”学校停课，他俩都在家里玩。我回到老家，么爸和小姑可高兴了，他们天天带我去长江边玩。

　　我喜欢长江，常常站在码头边或是长江岸上，看那波涛汹涌的长江水。

　　小时侯，我很喜欢在沙滩上玩，因为在那里有我很多小伙伴们，我们在一起，可以尽情地嬉闹玩耍，乱翻跟斗，充分享受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乐趣……

　　我们经常在一起做游戏，有时，我们玩由人扮做的马，大家从他身上跳过去，谁若跳不过，就受罚做马。更有趣的是跨马打仗的游戏，这种游戏是要发挥集体的力量，还得有勇敢善战的武将作战，既气魄又宏大。

　　我在老家是受庞的。老家当时一共6口人，只爷爷一个人在码头做搬运工，工资很低。爸爸和妈妈每月总要寄他们一个人的工资来，补贴家用。奶奶给我订了一斤牛奶。每天热好牛奶后，几个叔叔和小姑都想喝，但是奶奶不让，只给我一个人喝。一次奶奶买回一斤白糖，我嚷着要吃，爷爷就挖了一小匙的白糖给我。我很爱吃白糖，吃完一小匙白糖，就抢过那一包白糖要吃。么爸、小姑眼馋，也要吃。奶奶不准他俩吃。当时，中国的白糖凭票供应，一个月一人一两（50g），较难买，我一口气吃了大半。奶奶道：“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吃完了就没有了。”可我还是不听，喊道 ：“我还要吃，我还要吃！”将剩下的半包白糖吃完了。后来几个叔叔提到此事，都哈哈大笑。我想我后来练体操很有劲，是否跟小时候爱吃糖有关。

　　不久，春暖花开，奶奶对我说：“东华，你妈妈想你了，写信要你回去，我们送你回成都。”我说：“那你也去成都”。奶奶说：“小东华真乖，真懂事。”奶奶用手抚着我的脸颊，用嘴唇在我方脸蛋上亲了一下。

　　1970年四月底的一个早晨，长江上大雾弥漫，木洞镇仿佛被锁在了雾中，镇上的几家门前的灯盏，像是萤火一般发出微弱的光。

　　爷爷、奶奶带着我走向木洞镇码头，么爸和小姑都来为我们送行。

　　在老家一段时间的生活，使我真真喜爱上了老家。啊，长江，长江给我多少喜悦，长江的沙滩，又让我玩得多有意思呀！么爸、小姑、邻居的小伙伴们，都同我相好。昨天听奶奶说我的爸爸妈妈想我了，送我回成都，我还高兴，可当我真地要离开木洞镇时，我就不愿意了，我离不开幺爸，离不开小姑。奶奶和爷爷抱着我踏上连接码头和轮船的木板时，我哭喊：“幺爸，我要幺爸，小姑，我要小姑！”幺爸和小姑也在岸上哭了，他们也离不开我。轮船在浓雾中灯火点点，唱着牛哞一样的气笛，就向江心驶去。可爱的木洞镇，被抛在江岸上远远的浓雾中。在船上，爷爷和奶奶见我望着江岸哭，就说：“别哭，去成都玩玩后回来再和你幺爸和小姑玩。”

　　实际上，我回到成都后，就没有很快回到重庆市下游的木洞镇，而是15年后——我在国家体操队训练中因两脚的跟腱断裂，养伤期间才有机会回到木洞镇，我才见到幺爸，小姑、爷爷和奶奶他们。

　　我三岁多那年，爸爸和妈妈送我到他们工厂的幼儿园读小班，在幼儿园的时光，是我最顽皮也是最快乐的日子。

　　在幼儿园里，只要老师不叫我们上课，我们任意玩什么都行，幼儿园就是我们的天下。我想起在本洞镇老家，幺爸和小姑带我去长江滩时所玩的游戏，就喊来几个小孩，同我一起玩跳马。

　　一次课间，老师都在办公室里了，大班的涛涛、军军、波波叫我去床上翻跟头，我心里早就想翻了，于是，我们把床上的被子都搬来，一条一条地挨着铺了很长，在我们的通铺上铺了十几米长，我们开始在床上做前滚翻（头触地，手支撑翻过去），打侧身翻……

　　过一会儿我说：“你们谁当马，我从马上翻过去！”军军说“我来，你翻不过去，你要当马哩。”军军说完就站在床上，双手触膝盖，头埋着。我毫不犹豫地朝前跑，双手撑着他的背，从他背上跃过，一下子就翻过去站在了地上。涛涛喊：“翻得好！翻得好。我来翻。”然后跑过去，跃过他的背，翻过去了，但屁股坐在被子上。他不服气地道：“我再来，别动”他翻第二次，三次、四次，还是如此。他就叫我教他，并要我再翻给他看。我高兴地给他们做了一个示范动作，他们照着翻，但没有一个人能站得起来。

　　一天下午课间时，我们一群孩子在院里荡秋千，涛涛叫我：“东华，东华过来”，我看涛涛站在皂角树下，军军正在爬皂角树，却爬不上去。我跑到树下，涛涛说：“你说你会爬树嘛，你爬这棵树给我看看。”

　　皂角树有脸盆粗，十几米高。我从来没爬过这麽高这麽粗的树。我说：“树太大了，我爬不上去！”涛涛说：“你爬嘛，你爬得上去。”波波也要我试试。我犹豫了片刻，就脱了鞋子，把我从前学习爬树的本领拿出来，两条胳膊抱紧树身，两脚夹着树使劲往上登 ，便往上爬一点，双手用劲，脚松开，又向上移一点。不一会儿，一点一点的，我就看见树叉了。我高兴极了，右手抓住树叉，使劲往上纵，左手抓住了另一根树叉，双脚也就登到了树叉上边。这下我才松了口气，坐在树叉上口里喘粗气。下边的孩子喝彩道：“东华好凶呀，东华好棒呀”我低下头，看见树下一张张仰着的脸，我高悬在平房顶那么高的高空，往下看地面真有点吓人呀！玩秋千和梭梭板的孩子们，都跑到树下看热闹。孩子们的吆喝声和喝彩声，惊动了办公室里的老师，她们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康老师机灵地喊：“东华不要动，等一下，我来接你下来。”陈老师拔脚跑出去了。

　　不一会，我的爸爸就来了，见我在树上，以训斥的声音大声叫道：“东华，你太费了（顽皮）爬到大树上去了，下来……”

　　这时陈老师给爸爸说：李师傅，不要骂他，小声诓他下来才是，免得他摔下来了。之后，爸才哄我，并小声嚷到：“东华，乖乖，慢慢梭下来，注意手抓紧树干。”我说：“你们别怕，我能上能下。”随后，我就双手抱着树干，两脚夹住树干，慢慢地往下梭，爸爸站在一根高登子上，双手举得老高，将我接住，抱到下面的陈老师接着，将我放到地上。陈老师这才松了一大口气，叫道：“你这个娃娃，太吓人了。”爸爸责怪我，东华，你以后不要爬树了，这样有危险，摔下来教师有责任，把她们吓坏了。

　　在我刚满4岁不久，弟弟东建出生了。外婆从乡下赶到城里，服待我妈妈，爸爸在一个多月里没有时间送我去幼儿园了。这一个多月，我就在家与邻居的小孩玩。有时看着小弟弟，手摇小弟弟躺的摇篮，使他不哭。

　　春节后，我在幼儿园里升为中班。我没有看见涛涛、军军、波波。听老师说，他们已超过6岁，幼儿园毕业了，要去上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