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的一天，我带的女队员樊迪从身后喊住了我，塞给我一封信，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开了。我大惑不解，离开女队已经两年多了，她写信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我匆匆打开信，信中写道：

　　黄指导：您好！

　　也许现在您已经认不出是谁写的字了，因为您已有两年没有看到这字了。这封信是一个曾是您的得意门生，而现在无权享受这一称号的学生写的，因为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许多，懂了不少事，越来越怀念从前苦中带乐的日子。那时，早上八点进训练馆，晚上八点出来。那天天累死累活的苦日子，我曾记恨得要死，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只有在一起吃面条，看录像时，才稍稍松点气，还不敢吱声，怕做错事挨“克”。说实在的，当时要没有那种好强劲，我早就不练了……

　　信写得很长，后而樊迪向我倾诉了她的苦闷和不安。我到男队后，她换了教练，不习惯。她还希望我能继续带她，但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只好把这一肚子的苦恼在信中吐露。我了解迪迪，她不是那种偷懒的孩子，不是那种学会了欺负人的孩子，她只是习惯了我的教法，而不习惯另一种教法。这没什么，她和那位教练都没错，可我得帮助她。我找到她，与她和风细雨地谈，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可以和我讲，我会在她与教练之间协调。看着樊迪红红的眼圈，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回忆起我带她的那段苦中有乐的日子，使我动容。

　　我带樊迪的那会儿，我是一名不知名的小教练，她是一名不起眼的“小不点儿”队员。我们俩为体操事业，躲在训练馆的角落里，刻苦地练。为了在高低杠上攻克难关，我们常常上午练完了，中午也不回去，就在体操馆凑合吃点东西。1987年整个条训，我和迪迪的中午饭几乎都是在体操房吃的。有时我让她带自己爱吃的饭菜，有时我们俩就煮方便面，那是怎样的情景啊！体操房内空无一人了，静悄悄的，只有煮方便面的热水器懒洋洋地冒着气，我们俩相对无言。我常常边吃面，边瞅瞅她，她连眼皮也不抬，用筷子挑着面条，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有时累得不想吃，就那么干坐着。我常常想对她说点什么，逗逗乐，调节一下情绪，可又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我时常有一种负疚感，感到欠她许多。这么大的女孩子，有多少还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呢！可是为了中国体操事业，迪迪，可爱的小妹妹，你就得受累吃苦。吃完饭，我便说声：“来吧，迪迪。”她依旧一声不响地活动活动身体，又走到高低杠旁。于是，我们一下午的训练就从这里开始了。

　　1987年10月，迪迪要随队去鹿特丹参加第2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我不去，心里真是不放心。临行，送到机场，千叮咛，万嘱咐，像个碎嘴的老婆婆，“迪迪，到了那儿，不管安排不安排你比赛，都要抓紧训练。”“穿衣睡觉要注意，别感冒、拉肚子。”“头花带了没有？上场比赛，别忘了扎上，让人瞅着漂亮点儿。”不管我说多少，迪迪只是无声地点头，飞机冲向天空的一刹那，我心中好空荡。迪迪从荷兰回来，给我带回来一架风车模型，那是荷兰的象征。小迪迪在高低杠预赛时得了满分10分，一年的苦没白受，她天真地对我说：“黄指导，送给你！”后来在第25届世锦赛上，她终于得了高低杠世界冠军，这是对她辛劳和付出最好的酬劳。

　　就是在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里，在这些难忘的时光里，浇注了我们师徒深厚的情谊，浇注了彼此的信任。这种友情和信任，不是哄出来的，更不是捧出来的，而是在艰苦的岁月中磨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