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男队当教练时，高健总教练将他的一颗掌上明珠托付给了我，这颗“明珠”就是李敬。这小伙子基本功扎实，脑袋瓜又聪明，只要在成套上练出独特的动作，是会成功的。我带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想练出来，就要发展难度，搞绝活，做别人没做过的动作，只有这样，才能一炮打响！”对李敬的训练，我在每个单项上都增加了难度。但最使我感到头疼的，是他的弱项跳马。

　　从当时颁布的国际体联新规则中，男子跳马在1989年世锦赛上允许像女子一样用“踺子”这个动作。我动了脑筋，应当在李敬的跳马训练中尝试一下，在“踺子”这个新动作上下功夫。于是，我给他设计了“踺子后手翻转体360度或720度”这样的高难度动作。

　　要使李敬掌握这一难新动作，就应改进他的技术。训练中，李敬就卡在后手翻上。他有一个习惯性的毛病，翻起以后身体绷不上劲，总像根棍儿一样直挺挺的，而高规则的后手翻，身体应该绷成一张弓一样，具有反弹力，这样才会给接下来的转体运动积蓄能量，做好准备。要想改他的后手翻，谈何容易。李敬有他的习惯定型，这样改动作，比新学一个动作要难得多。

　　我们只能从头开始，起步，助跑，起跳，下手……一点点的细抠。很长一段时间，李敬一得要领，练得很不成功。我着急，他也急，那时我手里时常拿着根小棍儿，眼盯着李敬，让他记住要领。只要他的动作稍一“走板儿”，我便会抬手给他一棍，这种方法不可取，但对李敬这样聪明又调皮的孩子很管用。有时，敲得他疼了，他会一后肚皮冲我翻眼珠子，过了一会儿，又无可奈何地接着练下去。

　　一次，李敬的妈妈从遥远的湖南家乡赶到北京来看望儿子。她来到体操房，正好赶上李敬跳马时重重地摔了一跤，半天没有爬起来。要在平时，爱闹的李敬，一定要夸张地痛叫半天，可今天，他一声也没吭，硬是呲牙咧嘴地站了起来，继续投入训练。李敬的妈妈用慈祥的目光盯着儿子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体操房。

　　望着这母子之间在体操房内的一幕，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其实做妈妈的最疼爱自己的儿子，李敬的妈妈也不例外。小时候，他家里不富裕，做母亲的只能靠养几只老母鸡，用它们生下来的蛋作为给李敬唯一的营养品，而他的两个哥哥，却无权享受这份营养。这母与子在体操房的无声对白，使我很感动。体操！全是为了体操。从那以后，我很少使用小棍子了，我知道，大家对体操的执著与投入，一点也不比我少，看来不必用小棍子去“敲打”他们了。

　　在李敬为训练而苦恼的时候，我将自己1980年夺得世界冠军时的一幅动作照——环上支撑，送给了李敬，黑白照片很大，李敬就把它挂在了宿舍。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每天多看几眼，向我学习！”我没有一点骄傲自大，我希望徒弟超过我，而去鼓励他，激他，给他勇气，去克服训练的困难。后来，从报道李敬的文章得知，他每天都要多多少少地看我“尊容”几眼，看来这照片还真起了点作用。

　　带李敬，印象最深的是参加1989年斯图加特世界锦标赛，大赛在即，我们竟吵了一架。那天，在训练场地训练，第二天正式比赛就要开始，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总不踏实，于是对李敬说：“你的双杠后上倒立，我还不放心，练的时候都没脱保护，今天不用保护，来10个直臂的。”李敬一听，眼睛瞪起来：“10个？”他吃惊地问。我点了点头，他又请求：“黄指导，还是带保护吧。”这是心理问题，我没同意。他做了，做的还算成功。我知道他有情绪，有情绪参加比赛，后果可想而知。此时，他却先来了“大爆炸”，一扭脸，摔门跑了。

　　我只觉得一股无名火冲上头顶。回到宾馆，我找到李敬，拍着桌子吼道：“告诉你，这样下去，无论比得好坏，我们都无法配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话实在太重了，也太绝情了。李敬实在承受不了，跑到团长高健那里哭诉：“总挑毛病，总挑毛病，跟他两年，他没表扬过我一句。”听着这些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刹那间觉得，李敬不仅是我的队员，还是我的小弟弟，一个需要关怀照顾，而不仅仅是严厉呵斥的小弟弟。

　　我很内疚，队员比赛时压力很大，我怎么能再给他加压呢？我找到李敬，诚恳向他道歉：“对不起，我发火不对，请原谅。”李敬紧紧握着我的手，破涕为笑了。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当教练的如果只知道发火，用这种“威慑力”来镇住队员，那么换来的，并不是队员真正的理解，也无法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教练员有时也应反思，修正自己，不仅教队员，还要提高自己。

　　李敬在这次大赛上，勇夺双杠世界冠军，开始了“李敬时代”，此时也是我教练生涯的一个亮点，一个辉煌时刻。